沃斯兰岛

           

                         螃蟹采花，必然摧红无数。不要紧，我们再种就是了。  

       对桌的同事最近郁闷到极：他经常去的几个动漫网站和电玩网站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作为一个典型的八零一代动漫爱好者，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他在单位的漫长一天和回家后的漫长一夜都很难消磨。剩下的选择，只有到动漫店去消费或捧着PSP在沙发上扎根。看来，网站的免费午餐收场后，D版书和光碟有望再度占领高地。然而，这也代表支出的增长。

      “电玩巴士”的沦陷就是被他控诉给我们这些网游盲人的。我们看不到千里之外站长和经营者的脸色，但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普通用户的愤懑不平。一张纸，无条件服从的命令。没有理由罗列，没有法庭辩论。比起失去的乐趣，这办事的方式才是更令人悚然。河蟹嘛，横行是它的本性，你没吃过海鲜吗？

         我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其它一些作品中感受过“托派”的威力。一个词完全可以产生超越艾滋病毒的杀伤力。现在，这个词叫做“低俗”。无形无色无臭。那张诊断书送到的时候，你就得了。至于怎么得的，具体什么症状，一概不清。医治的方案有两种：轻者切除，重者就地处决。这让人想起明代那些寻找矿脉的太监，只要他们的手一指，说你家房子下面有皇上的金矿，那就是你倾家荡产的日子到了。聪明的大户，当然会想办法把这些太监赶紧喂饱，让他们的金手指不要向着自己的方向抬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网络文学”网站可以安然无恙的原因。他们那些暧昧不清的标题依然红旗飘飘，美女含情脉脉的封面依然花枝招展。同时，捷克的前总统被宣布是个危险的病原体，两人以上在一起阅读某些新闻是会造成传染的高危行为，提供县长家庭住址的人必须隔离。。。听说只有高句丽国王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不受任何卫生防疫机构的影响。

        我的同事视力的确不好，但不是来自粉红色萝莉图片的冷饮效益，而是看“谈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思路”之类文章看得太多了。托教育部门的福，大学辅导员的素质正在迅速提高。他们一谈起如何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就可以写上洋洋五六千字，只不过文章开头有时是“今年，党的第十六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他们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克服惰性”“勤奋学习”，有时还会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来激励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尽管校改这些错误需要不少时间，我仍然理解这些法定的健康人。因为法律里没有对“虚伪”的定义。“虚伪”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谋生技能和自我保护的生理反应。电视和传媒界还一度认为可以开放发它的商业潜力。他们在这个领域推出的拳头产品一度带给接受者十分美妙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伟大团体的一份子，生活在一个没有异议、偶然、失败和低谷（人走进去就是低俗）的世界里。

        ——我相信，网游和动漫在这方面是他们的有力竞争者，而且效果做得比他们更成功。这就好比一个自由注册的网站和一个需要输入“我该死，你万岁”才能通关进入的网站相比，肯定是前者受欢迎，哪怕后者的服务思想再好一万辈，这句口令就足以定乾坤。治病救人的想法是好的，但用这种举着金手指随地俯拾，制造未知的恐吓、无奈和愤懑的方式，让千万人感到自己的生活被人窥视和侵入，看到的只有权力的骄横无理在摆布自己的所知、所爱和所言，即使这种医生是华佗再世，收获的也将是鄙视而非感激。

        好在我们吃过海鲜，知道那种横行的甲壳类动物，无论怎么走都会南辕北辙，永远也走不到它眼睛看着的前方。这是它生来的形体和结构所决定的。无论它们踩过哪里的土地，留下多少伤痕，等待着它们的都是错误的终点。

 

    还记得小时候看手冢治虫画的《阿童木今昔》，机器人由奴隶状态被解放出来的标志，就是各国要宣布签署《机器人人权宣言》，宣布给予它们和人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视为随意使用、出卖和毁坏的机器。那是一次科幻的解放，而现实的解放，就发生在六十年前的这一天。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

　　由于该文件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并非强制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之后的两份具有强制性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做了铺垫。许多学者、律师和法庭判决书依然经常引述《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些条款来佐证自己的立场。一些国际法律师认为《世界人权宣言》是一部习惯法，但是对于这一点学界还没有共识。

　　《世界人权宣言》由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加拿大籍的法学专家约翰·汉弗莱是主要起草人。其他的参与者还包括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夏尔·马利克、吴德耀、张彭春和勒内·卡森等人。该文件于1948年12月10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在出席的56个成员国中，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另有2国代表缺席。

　　《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宣言》全文如下：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现在, 大会, 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 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二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三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人民网北京3月2日讯：2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做客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了主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交流。

      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错误言论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闵维方提了一条修改意见，认为在文件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闵维方表示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定要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地方。学者和教师可以广泛的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在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可以研究各种问题，但是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作为学者是自己在探讨问题，是在对真理进行探索。北大主张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通过各种方式对各种问题进行探索。但是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是本着对于青年一代负责任，让他们得到的知识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识。

       前一阵刚好看到一篇稿，提到欧洲的大学最开始是教会创办，所以“长期由教会操纵，成为其达到目的的工具”。这话当然说得很文革，但也没有什么毛病。教会办学就是为了宗教的利益，钱也是自己出的，当然有权要求讲课内容与上帝的路线保持一致。结果就导致了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那点黑暗的破事儿：教会钳制了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自由，一切都得以《圣经》为准，否则一律打成异端，严惩不怠。哥白尼想在大学讲“日心说”是非法的，布鲁诺不但讲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讲连太阳也不是，宇宙根本无边无际，结果不但丢了饭碗，还丢了命。伽利略受的罪大家都知道了，其实不过是因为一本书：《两大体系的对话》，为了获得出版许可，特别声明“这只是一个科学假说”，也没用。“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

      在这一点上，“日心说”很吃亏。因为那年头没有“神七”，谁也没法跑到宇宙里去“实践检验”一回。直到开普勒研究出行星三大定律，由于观测出的运行轨道误差问题解决不了，这个理论始终都是一个“不成熟”的假说。因此，教皇出于“对青年一代负责任”，在天文学课程里设个禁区，并不是全无道理。只不过用的手段是宗教法庭，导致了焚书和烧人这种很不文明的后果。现在的话，最严重恐怕也只是开除罢了。

     可惜，如果用火能使世界清静下来，那么直到现在，太阳也会继续围绕着地球转下去。然而，从来就没有一条伟大的路线可以绕住“异端”的脖子，可以捆住他们的嘴，即使是怒容满面的上帝也没有做到。学者们四处奔走，在没有与火刑柱永结同心前，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这个学校不让讲了，就到别的学校去讲，哪怕只讲一堂。很多人，例如伊拉斯谟，就在这样的漂泊中度过了一生。另一方面，知识毕竟不是花生，种下去什么就原样还长出什么。穷人的儿子，即使双亲是文盲，若能有幸触摸到这唯一的知识渠道，也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在这扇门后展开的无数种选择：是成为一个狂热的信徒，或者一个君主的阴谋智库，还是做一个隐居苦修的学者，或者一个和某位导师一样热血沸腾的思想家，就要全看个人的追求了。

       只有这样东西是没人能教得了的。

      那些依然做着五百年前梦想的人可能会说，这没什么了不起。那么看看今日的世界，当年教会想要的“天国”又在哪里呢？

     当保罗·纽曼的那双蓝眼睛变成棕色，消失在时光中时。我正在一座海拔四百多米的古老火山上，冻得瑟瑟发抖。从周围平原上卷起的狂风把寒意顷刻间刺透我的骨头，眼前则是如同一个私挖乱采的煤窑窑口一般漆黑的火山口。沿着这个大坑的坑沿仓皇行进的游人，看起来只是一只大碗边缘的小小蚂蚁而已。秋日的阳光没有任何温度，天也并不晴朗。我只能远远地看到下面导游指点的那几个湖泊，是蓝的，但是一种被阳光冲淡了的烟蓝，而不是透彻的海蓝。

      那时我不知道世上少了一种蓝色。

      我看过五遍《骗中骗》，看过三遍《虎豹小霸王》，三遍《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每次看到胡克被他假意的一枪打一个跌，心头都会意地一跳；每次看到他和日舞小子苦学西班牙语好抢人，倒比自己的英文不及格还急到挠头。《江湖浪子》的导演是个上过黑名单的人，困窘之下，把片子拍得不但看不见蓝色，而且连桌上的台球都成了黑白。但这个宁可吃女人软饭，也不给老大打工的倔种，还是没有变啊。看《冲破铁幕》的开场戏，就是香艳无比的船舱软床，忽然发现希区柯克也成了渔色好手，怎么就把那一低头的吻，拍得那样优美精细，取得到他面孔最俊美的角度。因为工作堆积，因此没有空闲来搜一搜新发的《铁窗喋血》，终于，我们都无法跑过时间。

        他去了。现在只有上帝才看得到这种蓝，他八十三年前造的这一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复制过。

这张曾经是八十年代某期《大众电影》上的图片，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双蓝眼睛。

有人说雷德福是纽曼的“天使影子”，我同意。

 

     大二那年，开始上中国现代文学课。任教的老师年纪不小，性格很温和，有点民国遗风。尽管后来有关他的种种掌故多带了讥讽和揭露，甚至类似于岳不群的口碑。但当时当地和现时现地，我都只能向他致谢，因为他主动借给我那三本厚厚的书。它们定价90多元，我当时一月的生活费不过二百，怎么也是买不起的。再说，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可读。

       这些书讲述的是一个群岛的故事。来自遥远的过去。然而它们让我眼前豁然开朗。世界的一个角落突兀地映入眼睛。

      ——古拉格。

      如今，写这些故事的人已经不在了。

      现在已经很难回顾起当时我对这三部厚书的感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的头脑里发生了一场很深的震荡。那时我没有太多能力去区分这部书和“草原部落文集”中的那些激愤言辞之间的区别，只能把它们混作一处。这些冷峻或狂热的文字里都表达着一个意思：自由。它原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东西，不是罪过，不是荒谬。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感到的压迫和阴暗不是自己敏感多疑的妄想，它们是真实存在而且万分强大的。自己曾经自以为的聪明老道与世无争不过是犬儒和鸵鸟。妈的，我才二十岁，怎么就如此温顺苍老？

         追究过往是没有意思的。三年的为高考而战斗，天天像星象家琢磨天宫图一般钻研历次考试的成绩表。至今我再也记不起高中生活的任何一个片断，没有爱，没有恨，没有喜怒哀乐。只有分班那天一种怪异的气氛。一起度过了一年半同学生活的人被分成了两半，这一半的目标是飞黄腾达，另一半只求保本。我感受得到身边这些人的不甘、愤懑和紧张，却从此再也不知道另一半人的生活，仿佛我们从来就是陌生人。这种寒冷的麻木被我十分倒霉地带到考场上，又带到这个并不理想的地方院校。它的不争气直到今天还让我的就业麻烦重重。但那时我无知而傻乐：我保住了自己唯一想学的专业。要是落到三表，就没有这个专业了。

        其实我懂得什么“学术”呢？看了十几本外国小说，几本房龙的书，三联出的一些“人文社科科普读物”，就知道什么叫思想，什么叫艺术了吗？纯属扯淡！本校自编的文学史教材倒是背得很熟，但那不过是鹦鹉的速成，头脑还是茫然无知。直到这三本砖头厚的书从天而降，把我彻底击晕，先晕，才会醒。

       我开始读些与文学无关的书了。林贤治编的几本文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原来文学是这么一回事，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真正的思想者要过这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生活。原来要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经历如此的波折。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不是轻的，而是沉甸甸的分量。这些书籍为我显示的，是一条那样艰辛的道路，一条望不到边的险途。它和我的专业无关，和我的“学术”无关，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我就找不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找不到面对书海的方法和路线，识别是非真假的能力。我可能会把赝品当作珠玉，把真言视而不见。它们在一片晦暗中点燃的，是人生的大崎岖和大苦难。刚开始看到它们照亮的残酷现实时，我是如此惊慌失措，之后是愤世嫉俗。然后是在那个年纪经常可以产生的想法，关于如何逃离，寻找自由的土地。

         现在我知道自己那时并不具备任何判断力。这些书籍应该教会我的，那时我还没学会。它们只是为我照亮了道路，光看不走，也没用。

         五年后，我可以大致得出我对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的个人印象：他以非凡的勇气反抗了专制极权这种硕大无朋的魔鬼，更不赞赏西方文化的商业与滥俗。这是位难得地得到了独立和自由的作者。可是，反抗和独立本身无法脱离外界的眼光，勇者和斗士也是凡人。当姿态成为一种话题，殉道成为一种符号，其时效性也十分明显。他不可能再被西化的俄国接受，现实政治没耐性去验证每一个乌托邦道路的构想。所以最后换了他去主动接受普京。正如鲁迅所言，没有了怪兽和九个日头，要后羿还有什么用呢？神射手的结局，是胜利，也是颓败。随着克格勃档案的解禁，连对于《群岛》中故事真实性的质疑也多了起来。得到了自由的读者，似乎并不宽容一个遭迫害者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和损害。索氏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个性。无法消退的劳改营的痕迹。像脸上和纸上的一道伤疤。但这不是他的过失，恰恰证明的是专制的残酷无情。

        我宁愿只把他看作一个记录者，记录了那个消失的群岛上被湮没的人和事。今日听来仿佛天方夜谭。被吞噬的生命却是真的。还有多少人要带着和他一样的伤痕活在这个时代？有一部《古拉格群岛》远远不够。而从文学风格上讲，这本巨著的语言形式更类似于“报告文学”而非小说。诺奖颁与索氏的原因，其实是《癌病房》。所谓“俄罗斯叙事传统”与精神承继谱系，在那部书中表现得更具代表性。《群岛》的文学价值也许是：现实比小说更像虚构。

      邻居提起列宁的遗嘱？二十五年徒刑。

      谁把斯大林像拴着脖子背回家？十年徒刑。

      一个囚徒说得好：判人二十五年徒刑本来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人的人生就此也就完了），但他们却搞得如此轻松，像发肥皂一样——给你二十五箱，推走吧。

       这是体制邪恶的及至：它甚至不草菅人命，而是草菅人生。

 

P。S：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转贴自和菜头博客）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 “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 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

在面对新的威胁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推到一边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在我回国前，我曾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我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

记者：你一直希望德国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你认为德国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的确这么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吸引力。否则，经不起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记者：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变成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

索尔仁尼琴：我们年轻的国家正在学会尊重它，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记者：1987年的时候，你接受《明镜》专访，你说你很难公开谈论宗教。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支撑。

记者：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有人说这电影拍的并不好，但因为自己家还不可能拍出来，因此还得感谢韩国人，至少让我有图片可用。

      阿兰·罗伯-格里耶2月18日去世。因为中国引进他作品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大部分人恐怕都忘记了他已经是个老人。我就一度还把他写那些作品的年龄当成他的现在时，结果消息传来，才如梦方醒。

                        

        在以被人加之以“晦涩”为永久标签的艺术片领域，谈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结果是十有八九不会有人相信你真的看懂了，而是众口一词认为你是个故作高深的伪人。似乎只有陆川才敢说出自己由衷地热爱《所多玛120天》，更多真正喜欢这种类型作品的人，只能在无限的解释空间里暗自惶恐不安。

        小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并不是小说，它的真实身份就是本片的剧本，但对那时的“新小说派”来讲，目的就是打破传统小说的定义和形式创新，那么硬把剧本当小说也不算“指鹿为马”。在他们的观念里，焉为鹿焉为马都不是确定的。具体到格里耶的作品，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有点虚伪了：他的风格比杜拉斯更狡诈，每一句话都有投靠镜头的嫌疑。这不能用搞艺术交叉来解释，不如说这一类作者主观上就有兼职两业的意图。格里耶的“完全客观”写法使他的小说冷静得如同游走在真空里的僵尸，而这些语句的功能好像就是为了重组一个个画面，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看影像呢？

        所以我认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最完美的影像艺术品。假如没有情节和戏剧元素就算不得电影，那索性就不把它算作是电影。它只是应用了影像的手段来传达它自身的信息，而并没有成心要把自己框在电影语言的框子里。但它在自身的信息表达里做的不可谓不杰出：布景形成的神秘感，状若雕塑的人脸用静止的表情营造出僵化和诡秘的氛围，在这样的空间里，甚至时间都没有了流速，被囚禁在永恒的点上。没有了时间，自然也就失去前因后果，因为在只有“当下”的情况下，历时性过程的积累是被忽略不计的。女子失去历史和记忆，也就再也搞不清男女关系的状况。这如果移植到现实和戏剧情境中，就多半得用《雷雨》的手法来表达：不知出身真相的恋人到了最后，发现自己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妹之类。而这种表达也只是此类可能性之一。马里昂巴德的抽象却可以涵盖一切如许情景下的“错位”象征。格里耶在让观众猜永远没有答案的谜题。其实如果不用现实的逻辑来对待这些形象，不用主观的刨根问底冲动来逼着自己为这些影像寻找一一对应的内涵，就会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谜题。谜题是观众自己出给自己的。

                               

      挣脱僵化的时空，唯有靠情感。男人女人，无论有爱情，还是只处于最基本的相互吸引，肉体魅力交互阶段，他们都找到了可以在这个特殊空间里存在的目的。而这种魅力表达被摄影机分解，不用语言，不用动作，一切的一切，只是影像而已。面孔的表现力被推向极限，不只是特写，而且是带着窥视欲的审阅，读出梦幻，读出孤独，读出茫然，读出灵光一闪的活力，以及光明。

       前几日把这书又翻了翻，看到柳鸣九先生在序言中提及格里耶的“俗”处。写案子，写悬疑，写奸杀，令我想起当年有人猜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的这一男一女的关系，是否是强奸犯和被害人。但如今看来这是我们的想象力，不是格里耶的。

 

——在电视上看见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广告。国家体育总局的坐地分成是正常逻辑。不正常的逻辑是，对健康如果不是有害，至少也无益的碳酸饮料也用姚明和刘翔代言。

——南方大雪。邻居正值出差，于是滞留武汉。传回家的消息很是夸张。归根结底，那里不是东北，当然少见，但无须多怪。说到雪，我们这里倒没有，也是反常。前两年威海的下法就已经怪异，搞气象或环境科学的却也没给什么说法。如今怪异扩张了，而且是以几何级数，大家也只好继续糊涂地经历。
...

      “今天是十一月三号吧？”

       “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坐火车上山下乡。那时火车站站台上的雪有这么厚（大概是到膝盖下面一点），我们都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还冻得够戗。进了山，雪就跟烟似的，刮得睁不开眼睛。你看现在，哪还有雪？”

      这是我父亲连续第二年讲述这件事。的确，晴如明镜的蓝天映衬着小区里朱红色的屋顶，要拍数码照，再清爽不过了。树叶确实掉得差不多，草坪基本上也都变成黄色。但气温大体上穿一件厚大衣就可以对...

                                    

 

       2007年的这个夏天，灯光熄灭，剩下的是如同影院里的黑暗。

       只有记忆和胶片上的影像犹在。

       昨天我刚知晓，费罗岛上的那盏魔灯灭了，今天竟然又来一个消息，罗马，另一位大师也起程而去。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竟然好象在上帝那里要举办电影节一样，同时赴约。

       他们前往云中，而云下的我们，只有惊谔得不知所措。

       尽管他们的高龄使死亡中已没有什么意外的成分，作为艺术家的创造生命也早已随着衰老消逝。但惟有在肉体彻底告别尘世的那一刻，我们才真切地明白：世界永远失去了他们，这一次，终于是存在的永诀。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面对时间早已埋伏下的现实：经典成为过去，当下的日子，完全属于我们自身；而且，我们在为后人制造什么？

      现在我还无法回答，多少年后，眼前这一代人中能否出现这样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家。至少在我自己心目中，他们已成绝响。也许灵光隳逝，艺术不死。在有什么就只好将就什么的情况下，今日凑凑合合的东西也会子孙眼里的大师之作。每一代人都会自觉地为自己制造精神偶像，没有托尔斯泰，就用索尔·贝娄，没有米开郎琪罗，就用毕加索。至于水准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去追问它。心安理得足矣。

      曾经的完美早已升上云端，而我们还在地上。

     费罗岛上的魔灯，熄灭了。

     许多痛苦，悲伤，无奈的沉重，从此再次为黑暗所收藏。

      作为导演的伯格曼，其实已在《芬尼和亚历山大》之后结束，作为艺术家的他，也在三年前彻底消失。所剩的，不过是隐居在那个孤岛上的衰老躯壳。和尼采的经历相仿，理性生命终结后，肉体生命成为膜拜和展览的对象与道具。然而，那毕竟是魔灯最后的火光。

       现在灯已枯，光已灭。

       与英格玛·伯格曼的鏖战和所有走近并企图理解大师的过程一样，先是晦涩，后是沉重，即使有&l...

                                  


      《一一》终场时，八岁的洋洋站在外婆的葬礼上，感叹自己老了。那一刻，除了被悄然打动，我几乎忘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这个孩子老去的时刻，是由一个年过半百却依旧年轻而尖锐的导演创造的。他让洋洋的背影在海报上永远提醒我们生活中被忘却的那一面，这一面真的很残酷，残酷到我们既不愿面对，也不愿听人提起。对着隐隐约约的声音，我们大叫一声“说教”，就抬升了自己的底气。

         其实我们是逃跑了，落荒而逃。

         然而杨德昌拖住我们的手，非要我们看那不堪回首的过去，看小四在成人的权威和同龄的生猛之间进退维谷，看父亲在儿子面前被老师羞辱，看每一次反抗都招至更冷酷的惩罚，看社会如何将青春规训得势利，那一刻如果不悲哀，就只能沉默。今天的写手们已经可以在“穿越文学”中天马行空地颠覆历史，却恰恰证明他们苍白的力量所无力承担的现实：他们自身的十几二十年经历，他们可以颠覆吗？

         所以杨德昌是宝贵的。为他的尖锐，为他的冷静，直面残酷的勇气。他不是圣人。在蔡琴的歌迷看来，他甚至是一个小人。但生活的恩怨与他的艺术无关。

        《一一》的背影之后，我一直在等他的新作，却不料，等来的是他自己离去的背影。作为一个享受了他所奉献的艺术的观众，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鼓起勇气说：我还年轻。

    萨达姆终于被处决。作为一个“反人类”的战争罪人，在新年的前夕被“从重从严从快”处理掉，多少也有种大扫除的意味。谁也不想再把仇恨、争端、麻烦和已经过气的新闻留到新的一年。因此，除了他的一小撮死硬支持者和亲属——不包括那些与他反目成仇的亲属——估计是皆大欢喜。只是所谓的“2006年十大新闻”之类的排行榜，如果不幸出炉得早了一些，现在就只能充当笑料了。

    然而，伊拉克每天都还在死去很多人。这样看来，“反人类罪”从来就没有随着某个具体的行为人的消亡而消失，更多的情况下甚至是法难责众。而这种法律方面的效力，尤其对于那些一起送了性命的自杀性袭击者毫无意义。滥杀无辜随时随地籍任何高贵或崇高的名义而进行，比如解放，比如牺牲。

    如果不是我的幻觉，当年战争爆发之际，网上好象有过一个中国学者的签名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理由无疑是要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政权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后来战争弄到如今这般地步，而这些人的言论却很少看到了。再与同学谈论此事，他们都笑我不知世故——那种活动若不是网站自我宣传的噱头，就是故意和当时铺天盖地的反战观点有意做对，突出自己的特立独行罢了，谁会拿那种与自己无关的鸟事当真？其实战争的麻烦是人就心知肚明，但既然麻烦是老美的，死人是老伊的，那么干嘛不起个哄，白看热闹呢？学者也是人嘛。

    可能他们说的才是真相。而我之所以会对这么无聊的骗局念念不忘，无非是后来看了《甘地传》。英国人对甘地说：何必要独立呢？没有我们，印度不乱套才怪。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管理水准了。甘地回答：我们自己管得再不好，也比你们在这里要强。

    世上已经没有甘地了。有很多新的东西和希望，出现在每一个新年，但只有某些真正的智慧和伟大，是无法期望的。

    本周的《南方周末》第九~十版介绍了新疆地区的刀郎木卡姆，纯粹的民间原生态艺术。

十二木卡姆

第三套曲 选词

没有你，我要这生命干什么，
没有你，要那天堂和天仙干什么。

苦恋于你我流了那么多的泪水，
又要那淅沥不断的春雨干什么。

入暮当你撩起垂散于面的柔发，
我还要那皎洁的月光干什么。

你眼若水仙，面似玫瑰，身材如桧柏，
有你在的地方，还要那花园干什么。

倘若你想去那江畔漫步游览，
就看我的眼吧，要那江上的清波干什么。

请你在门槛边，赐我一栖身处，
阿塔依还要那亭榭楼阁干什么。

    这部套曲作为中国向联合国教课文组织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被整理出来的时候，我是去网上搜了一次，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网站，但只能试听，不能下载。网上的效果，听起来好象是报道中所提的“钢丝录音机”的播音，很模糊，声音也很小。那时我想，反正会有音像制品的吧。可是找来找去，感到在自己住的这个城市是买不到了。后来在中央台的介绍节目里也看了一点，也就只限于“见”，还谈不上“识”。而这次报道所介绍的，是麦盖提县的原生民间木卡姆，据说比宫廷雅化了的十二木卡姆，还是要激烈和原始多了。

    和当年喜欢闻捷的诗一样，对于维族文化，尤其那里已成了驴友们津津乐道的新宠，有时难免心生痒意。我知道这是一种好奇心罢了，或者只是在城市里彷徨得太久，愿意制造或附会这种虚假的深化。实际上尘土飞扬、缺水干旱、阳光曝晒和雪灾，都不是浪漫的事。可是读到这样的句子，或者听到那样的音乐，总要心动。那里面有早已忘却和逝去的质朴，来自被文明已经拖得太远的我们曾经的往日。那时用一首歌就可以打动一个人，用一支舞就可以决定一个未来。那时的忧愁可以被生命的欢乐盖住，激情是人生的免疫系统，自己就可以拒病于门外。而今天，多少个心理医生，有时也解决不了一种。

    怀旧就是这么回事。怀完了，也就流产了。有几个人可以当真去追求那被告知或心知的幻象，完全将自己投入想象中的曾经？只是希望关注和喜欢这种文化遗产的人都来为它的流传和保存尽些力量，而不要仅仅作为一个开发的资源，或者弄出又一个甚至又一批“某年的第某场雪”这种打着旗号货不对版的东西来。

    有时我会想，如果史铁生不是一个作家，他这么多年会怎么过？一个普通的二十多岁就瘫痪了的人，顶好顶好，是找一福利工厂的工作吧。月工资怎么也不够一次透析的数目。不向媒体求助，募捐一场的话，差不多就是死定了。他自己也很明白地说过：到了这个时候，能不能活命，实际上就看有没有钱了。从这一点上说，每年给他二十多万的那个单位，就算够意思了。

    因病致贫是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不光落到作家的头上。所以我对陈村的呼吁，感情上赞成，但实际上并不觉得公道。作家的绝症有人管，那么普通人的绝症怎么办？再说同样是作家，洪峰的情况又如何呢？他的窘况，说到底也是这个问题带来的，否则何至于为了那么一个数目与他早已不信任的衙门闹僵？作家们的困难是应该解决的，但不该打着自身价值之类的旗号。在社会建立普遍的解决体系之前，可以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些救助机制。可是，千万、千万不要撒娇，尤其不要让公众误会是在撒娇，干脆就不要制造任何可以被人联想到撒娇的姿态。因为如今人们对文艺界的态度，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至于创作与体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一半以上是媒体的故意，而且故意强调其中的功利味道。这件事情，用一个例子吧，当年古华在《芙蓉镇》的后记谈到自己创作中几易几改的艰辛，曾经感叹“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与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芙蓉镇》一九九八年版）我想，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好的作家，给他更好的环境，他可以写出更优秀的作品；不好的作家，到哪里都是混饭。但不能因此判定拥护体制的作家就都是为了混饭，由此就全部打杀。如果有更好的评价体系来对作家进行优胜劣汰，那当然是好的。但目前唯市场是图的体系，显然并不是那样的体系。因此这样的矛盾和纠缠，还要继续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