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斯兰岛

      首先得推荐一下维舟先生的长篇书评《没有红旗，绿旗也行》，正是这篇文章促使我去找来这部早已闻之大名的“奇书”然后连夜读完。在此之前，我对张承志的了解仅仅是课本上的“寻根文学”和他后来“反现代文明”的种种言论行止。维文从历史、宗教、文化和张本人的心理状态对此书做了抽丝剥茧般的剖析，功底扎实且令人信服。我所能写出的，仅仅是个人的一点感想罢了。

      我不认为张承志是个偏激的错乱者。他和那些纪录着他思想脉络的文字至少应当被视为一个活标本：他所怀的追修信仰、建设灵魂的信念与热情由于所处时代的教育，被引上一条特异的道路，最终凝固成坚定的花岗岩。这种姿态比那些早早皈依虚无的人要强一些，然而表现却有可能更加扭曲。《心灵史》中的殉教和他早年所接受的“革命暴力”如出一辙，中心思想便是：不流血，无信仰。

     这种观念适用于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只是他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个敢于大声无蔽地说出来的作家。这是一种难得的坦诚。如今不要说文化圈子，就是我曾就学的那所地方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教员公开或半公开地表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但我从来无法想象将来能读到某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乡村牧师日记》那样的作品。以国人的思维习惯，“信”正是为了放下某些重担而不是承担新的痛苦，更不会像贝尔纳诺斯一样苦苦折腾自己的灵魂，反复苛问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心灵史》成了这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宗教文学”。从这一点来说，这书还是值得一读的。由此，也不必去苛责张承志选择的完全虔敬的视角。

                    

      《心灵史》写于1991年。10年之后，9•11发生。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联想。但不巧两个月前我还读了一本刚翻译过来的新书：《巨塔杀机》。这本书的第一章对埃及学者库特卜的描写很引人注目，这位被作者指为“Islamic fundamentalism 鼻祖”的学者，在宣判自己死刑的法庭上坦言“感谢真主，我进行了15年的圣战，今天终于获得了殉教的机会”，并拒绝总统的特赦、认为自己“死去后会更有力量”。这一切与张笔下的“太爷”们何其相似？或者说，任何殉道者的精神逻辑乃至临界状态都是相同的。这不能归结为具体的教义或教派本质是否有神秘主义成分。毋宁说任何一种信仰在需要战胜肉体最强烈、最基本的自存欲望时，产生的力量都是同一性质的。

     我并不看好劳伦斯•赖特的这本书，在表面的客观之下，这种开门见山的曲笔暗示着某种仍然摆脱不了的偏见。例如后面提到殉道动能的起源：长期处于物质、性和精神三重压抑中的失业者、赤贫者往往容易投身殉道之路，因为《***》中充满美食、甘露和美女的天国是他们唯一可以向往的东西。这不但有把“穷人教门”都列入准嫌疑犯行列之嫌，更建立在一种不乏偏颇的简单化理解之上。但我从这两部书的对比中看到的是：殉教本身呈现的是宗教或信仰的悖论——大部分信仰或宗教的内容都是在通过精神和心灵的抚慰去实现对现世的超越，这一超越本身制造了心灵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由于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自证途径都是以精神战胜肉体本能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从这个本质而言，它本能的冲动是加剧这一紧张。殉教正是这一矛盾的极端体现：教义不可能教导人为死亡而信仰，但当教义对现实的排斥达到顶点时，它自然会产生一种鼓励否认并摒弃现实的原动力，一旦这个动力被作用在否认肉体生命内容的方面，便极可能导致殉道的出现。尽管在教者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荣耀之举，但实质上，这不过体现了宗教内在的反现实诉求。其实一种宗教如果想在现实中以实体存在，采取的理性策略应当是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冲突而非激化。过分赞美极端行为，往往反而会给信仰招来非议，也容易加深非信徒的误解和反感。

      遗憾的是《心灵史》中并没有涉及多少对哲合忍耶教义的解读或对这个教派组织形式的介绍，浓墨重彩都花费在对于抗争和殉教的描写上。作者所持的这种暴力审美口味，实在无法不令人想到他所经历的那个“革命年代”。在这一代人潜藏的精神世界里，似乎“不流血，无信仰”已经转化成了“无血色，不浪漫”。具体在张承志，他只是从当年的“红色宗教”中走出，寻找到了新的激情亢奋点。那块蒙住他们眼睛的红布消失了，很多在红色中看见了幸福的人却宁可不睁开双眼。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和一个伊斯兰男人，哈梅内伊永远不会把这部出自“投靠西方的女人”之手的漫画当作一回事。同名电影没有再引发拉什迪领到的追杀令，严格说来已经证明了波斯帝国的进步。然而，它确实能帮助对那个国家的情况一头雾水的人理解最近发生的混乱。在买一张CD都可能获罪、跳一次交际舞都可能丧命的地方，在满眼大胡子和黑色头巾长袍的世界里，人能忍受多久呢？这就是答案。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妖魔化，是夸张，是欺骗。好吧，不幸的是，现在有如此之多的人觉得妖魔确实存在，而且无法再与它共处下去。如果有什么不夸张的事实而非口号能让他们清醒，快用吧。

          

      我理解任何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但前提是，不该有人用这些教义或习俗中最冷酷无情的部分来对待它的信徒或族人，更不能把忠于教条当作一种掌握权力的资格。否则，天国只能恩照一代人，而非永恒。

      网上流传了很久的《平壤》，上周终于在《南周》上占到一个专版。假如这次对作者的采访是观点坐实的话，那么以下这些信息比这本漫画更有趣：

   朝鲜SEK动画制片公司成立于1957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家公司以接受转包订单的方式与欧洲及北美进行合作。十几年来，SEK公司以这种方式参与制作了大量动画片，其中甚至有迪士尼的《狮子王》。外媒曾对朝鲜的动画产业有过高度评价，法新社盛赞朝鲜动画制作水准与国际水准比起来毫不逊色，虽然3D技术略逊一筹，但“透视感极好、手绘水准极高”。

    据德利斯勒了解，朝鲜在法国的代表处从1980年代起经常携他们的动画作品参加动画展，发放名片，开展业务。之所以有越来越多西方动画公司与朝鲜合作，原因有两个：一是朝鲜有专业的动画制作技术，而且几乎完全与国际接轨；另一个原因则是价格，平壤的动画制作成本在2001年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质量却相差无几。德利斯勒听说后来平壤方面决定将费用翻番，但即便如此，“还是比中国便宜一半左右”。

     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会出现一个繁荣的动漫产业吗？朝鲜人会制作出自己的《攻壳机动队》？我想即使是国内的业内人士也会对这个问题一笑置之。但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设想难以置信的话，那么也就等于承认：即使是这个最依赖技术来进行表现的创作领域，经典的精髓仍然不在于技术。“手绘水准”可以出现在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只手上，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然而宫崎骏世上只有一个，押井守只有一个。而且，看来他们也不像是能从以下的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一般的动画制片公司或工作室，墙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讽刺漫画，工作人员互相开玩笑，办公室热热闹闹的，所有人都像“大小孩”一样。但在平壤的动画公司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你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所有人都很安静，没任何人开玩笑，也听不到笑声，那里压根儿就没人笑。”

      在一个没有笑声的世界里，幽默、快乐、趣味、对生命的热爱在哪里呢？我当然相信那只是一个“单位”里的景象。这些人不可能一辈子人前人后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有露出笑容的时候，只不过不是上班时间。或许，他们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脑中也会有中国某些同行们的闪念：如果不是在这里的话。。。于是怀才不遇的苦恼和对一个死寂世界的痛恨把他们的头压在绘图板上，让他们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人生，只是在加工别人的作品而已。

       这样的人当然笑不出来。

        

       创作是一件需要自由的事。然而什么才是自由？那些认为才华就是不提任何条件，认为有了“手绘水准”或者再加两三个3D软件就万事大吉的人，恐怕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接受这里发生的一切，随心所欲地表达对这一切的思考，真诚而不否认自己的情感。不是对某个“主体思想”，而是对自己的人生不加怀疑，信任那些积极而真实的价值而非虚假的说教。只有羞耻的底线，而非刻意的禁忌。我想，这就是自由的一部分。

      《平壤》在这一点上至少很正常。某些读者用火眼金睛看到的“优越感”，其实正是一种自然流露。就好像某一年全国人民在春晚上看到一个口口声声“一块钱不卖、五毛钱倆”的傻子时发出的笑声，或者今日的网络“意见领袖”们说一句“脑残”时的感受一样自然。为什么自由人不可以对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发出嘲笑？不可以觉得自己没有被扭曲的人生是一种幸福？假如这样的“优越感”能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啮咬那些被强迫麻木者的心灵，也许倒能刺激起一部分人铤而走险的决心，去改变自己毫无理由忍受的处境和命运。不要忘记晚清时期的那些“有识之士”，也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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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的巴尔扎克作品还是安徽文艺的傅译黄页本。待我入手时书店里已经断货，幸而在旧书摊上用将近五折的价钱购得一套七成新的。其他人的译文，比如《驴皮记》《十三人故事》《交际花盛衰记》等，不是没有出色之处，但感觉上距离傅雷先生总是差了一点东西。这一点，大概就是“嗜好”的魔力。以天下文章之多，先生法文之精熟，原本有很多可能，然而先生偏偏“明珠暗投”。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催命鬼使然。

《幻灭》

      这部书可以拿来做文艺青年的《圣经》。在有志于这条道路之前读此书，应当被列为必修科目。至少也能帮人做好最坏的打算。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艺圈子都有数不清的暗井，名声与浮华还是小事，“影响大众的权力”才是野心炎炎之所在。无数人为了这种主宰别人生死的话语权而你死我活。像罗斯多那般顺势而动的固然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却注定要像吕西安一样铩羽而归。达尼艾尔和他的小团体，看上去很像一群行走在污泥浊水间的使徒。巴尔扎克只是设想他们也会成功，或者有人总会从清白的路上走向成功，但他从来也没有说过，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以下是这个为文艺付出了生命的人最激动的独白之一：

    称呼各种才具的话，所谓时行、走运、得势、声望、成名，群众的拥护，只是达到荣誉的各个踏级，还算不得真正的荣誉，可是要爬到任何一级所做的残酷的斗争，在文艺界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显赫的声名总是无数的机缘凑成的，机缘的变化及其迅速，从来没有两个人走同样的路子成功的。。。人人渴望的名气差不多永远是个走红的娼妓。低级的文艺好比在街头挨冻的神女，第二流的文艺是受人豢养的情妇，刚刚脱离新闻界，由我做保镖的那个地方；交运的文艺仿佛风头十足、态度狂妄的交际花，有住宅，有家具，有穿号衣的仆役，有车马，向国家纳税，交接王宫贵人，对他们或者款待，或者冷淡，尽可以怠慢急迫的债主。啊！从前的我，现在的你，还有许多别人，都把声名当做天使，长着五色的翅膀，戴着雪白的头巾，一手握着青枝绿叶的棕榈，一手亮着宝剑；既像神话中虚幻的人物，住在井底里，又像清白穷苦的姑娘，隐居在郊区，除了贞洁和勇气，没有别的财产，将来会白璧无瑕地飞回天上，假定她没有在贫民窟中受着污辱而死，遭着强暴而死，永远没人知道的话！

     当时的文坛主将们和现在的红人一样，极力否认这本书中的情节是真实的，更恐惧于“对号入座”的威胁。于是免不了又是一场笔战。对老巴来说，至少这可以当免费宣传了。

      我承认，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每每读得痛苦不堪。那是巴尔扎克自己开印刷厂的血泪史。连清帐的账单都被照抄不误。对做生意没兴趣的人，实在有些吃不消。但想到后面还有伏脱冷出场，也就咬牙看下来了。看来想写大戏的人，一定要下功夫安排好自己的名角儿才是。

《搅水女人》

      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部大戏。艺术家、恶棍、脓包、荡妇、吝啬鬼、偏心老妈无一缺席。其间买彩票送了性命的老彩民台戈安女人简直是天下一绝。外加奉送一段关于彩民心理的评论，估计想防止博彩沉迷的人可以拿去做教材。八十五岁还能飞奔如兔，把老婆管得兜里没有五法郎零花的奥勋先生是葛朗台的理智版，诙谐气也更浓些。母亲在儿女间偏心而导致的种种纠纷后患，直至如今也层出不穷，然而鲜见有人写得透彻。在这个故事里，父母对孩子管得太多的后果，是一个成了恶棍，一个成了脓包废物。这主题听着倒很“主旋律”。

《贝姨》

       套用一句“知音体"标题，这部小说可称为“高官二奶欢场诱四男，花痴老汉惨遭萝莉骗财”。对情妇二奶问题感兴趣的作者，最好先看看本书再下笔。因为早有珠玉在前。这种通俗题材能被巴尔扎克做出大文章的地方在于，他承认这些老风流的感情都是发自肺腑的，不然何以抛弃大贤大德的妻子，大下雨天的跑到情妇窗户底下去喝她和小白脸的洗脚水？对某些人而言，女色亦是一种嗜好，和烟酒吗啡并无二致。即使赔光公款、荡尽家财，依然甘之若饴，难舍难弃。相信反腐工作者、切齿捉奸的怨妇和情感专栏作者看到共享一个情妇的“同事”于洛和克勒凡以下的这段对话，肯定会茅塞大开：

    “是的，不错，我承认我们老了。可是，朋友，这些妖艳的娘儿们脱衣服的时候，眼睛骨碌碌的打转，一边卷头发一边从手指缝里对你乖乖的笑一笑，她们挤眉弄眼，花言巧语，看我们忙着正经，便说我们爱她爱得不够，想尽方法教我们分心。这种美人儿，试问怎么丢得下？”

    “是啊，这是人生唯一的乐趣。。。啊！一张小娃娃似的脸对你笑着，对你说，我的亲亲，你知道不知道你多可爱！我的确跟旁的女人不同，不像她们专爱小白脸，爱那些抽烟的，像下人一样俗气的人！他们依仗年轻，总是又狂又骄傲！。。。一下子来了，道了一声好又不见了。我吗，你以为我轻佻，我可不要那些小娃娃，宁可挑五十上下的男人，他们有长性，他们忠心，知道一个女人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们会赏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爱你啊，你这个坏东西！。。。她们说着还加上一大套千娇百媚的做功。。。吓！就像市政会议的节目一样虚假。。。”

    “假话往往比真话好听。”

      当然，表演的风格都是随着受众的要求变化。那时的老风流喜欢这一套肉麻表白，如今看来真的很可笑。值得玩味的是他们明知这是假话，却嗜之如命。想想也是人之常情：真相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不再拥有英俊的外表，代之的是秃顶、肚腩和眼袋；真相是在世界上折腾过半个世纪以后能得到的都已得到，不能得到的已经不可能再有。看看身边青春无敌的后生，等待自己的只有脑血栓、冠心病和拐杖便壶，这样的真话谁会愿意听呢？

      作品末尾，于洛开始偏爱未经世事的少女。由于他已落魄，便总是去找吃不上饭的穷人女儿，用点小恩小惠包养下来。很有习水官员之风。巴尔扎克虽为浪漫派，但也称这是“断送老年人的恶癖”。一百多年后，怪叔叔和萝莉控当道，这种评语确实很落伍。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一个小商人的破产戏，从情理上讲是悲剧。但因为这是“人间”，主角是布尔乔亚，因此处处看来都是荒诞。一场摆阔却离了谱的跳舞会，华丽但恶俗的装修。导致败家的祸首是一群营营小人。甚至剧终时神甫庄严地指着因兴奋而死的主角，本应肃穆，却因他只是“诚实的商人”而令人顿觉错愕。在这个人间，“诚实”已成为稀缺的品格，“忠厚”为人成为殉道之行，应当啼笑皆非，抑或哭笑不得？

《邦斯舅舅》

      没钱的人一定慎搞收藏！就是没有被老婆唠叨死，也会在死后被人买卖一空。不过现在有了捐赠博物馆这一着。只要生前下手及时，能大义割爱，一番心血还是有逃出生天的机会。还有，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警告：单身汉千万要提防送上门来的保姆。

《亚尔培 · 萨伐龙》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与《高老头》捆做一本的短篇。看似很俗套的爱情小说，其中那些情信却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韩思卡夫人。没错，她也是个王妃，他们也在等乌克兰的碍事公爵丈夫一命呜呼。虽说老巴是个花女人钱的好手，但我还是觉得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人戏不分。或者他很愿意给自己装扮上一点“为她奋斗”的小崇高，哪怕只是在假想中。

      此外更推荐一下《交际花盛衰记》，不止因为这是《幻灭》的续集，关键是它交待了伏脱冷大人的BL取向。可以为他为何专找美少男下手圆一个好场。而且看他的表现，简直就是真情萌动。墨菲斯特爱浮士德？这种级别的同人戏，别无分号了。

      今年做寿的人多，达尔文200，巴尔扎克210。如今进化论好被人骂没人性，巴氏的小说，留面子的评论是“好是好，可年代早不同了”；直率一些的干脆惋惜傅雷先生这辈子白学了那么好的法文，竟明珠暗投，翻译这种无聊东西。这话刻薄归刻薄，却不无出处。巴尔扎克写书的初衷的确是为了money，他恨不得这些大作部部都是《哈利波特》，可惜没写好。

      都说金牛座的人懒，但老巴确实是累死的。爱享受，又没钱，除拼命挣再使劲花外，别无他策。不是每个人都有马克思的运气，命中有几十年如一日任君白吃、还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死党。他的债主都是高布萨克、萨马农这类“公事公办”的正常人。不还钱就要你坐牢，因此逼得他半生东躲西藏。惊魂未定之余，笔误连连。前一章姑娘二十，下一章已经十八。不知劳动傅先生替他写了多少条“译者注”。即使如此颠沛流离，他仍然码出了书店里占掉半片书架的几层《人间喜剧》（人民文学版）。我想，就算读者是上帝，他们也应当宽恕了。

                      

                                        罗丹作品《巴尔扎克》

      马克思爱看巴尔扎克，但个中缘由肯定不是苏联人炮制的说法。除了同为借钱度日的人，对金钱的冷酷很有同感之外，深层的心理原因应该是莎士比亚。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巴尔扎克可称是继承 了莎翁的衣钵而且又学到了精髓的一个。他创作的宏大世界之题名，清晰地展现出他所持的古典戏剧观念：人间之事，只能算是“喜剧”。即使谋杀荼毒，血流五步，也非崇高的英雄；原因起始，不过是俗人身上的各路缺陷、色欲贪念。愚蠢造成的毁灭虽可惨，亦可笑。于是《李尔王》被改写为同人版的《高老头》，而且遭到了彻底的喜剧化。弄人一分为N，变成伏盖公寓里的众位房客。在这样的庸俗大包围中，即便是真正的国王也要疯癫的。

      有趣的是巴尔扎克虽精通营造戏剧性的工夫，却并不擅长写剧本。灾难性的处女作《克伦威尔》把他送上阁楼，一住就是一辈子。后来看司各特的小说畅销，才转向叙事领域，不想押正一注大宝。就在他沉迷于在叙事体裁中编织无比炫目的戏剧性世界时，与他同时代的作者大多开始向真正的“现实主义”转向。比如司汤达。唯一与他互通知音的人是维克多•雨果。因此今天看雨果的书，也很有隔夜凉茶的感觉了。

      浪漫叙事与其后福楼拜苦心雕琢的“还原现实”不同。它需要一个观念作为核心。雨果的观念抽象而简单：善恶二元论和人道主义。人性纠结的人物在雨果的世界里很少，甚至演变出一种极端原则：《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一动善念，就投了河；《九三年》里恶人做件好事，连累两个好人送命（改邪归正会危害公共安全？！）。巴尔扎克的主要观点是：人的欲望支配一切，嗜好主宰人生。这是理智无法控制的强大力量，再清醒的头脑也无法抵御，为之受挫的经验也全然无用。无数严谨的谋划毁于本性冲动，完美的生涯设计被一时任性摧毁。明知饮鸩，仍要止渴。由是，在《幻灭》中可以听见他无奈的独白：

      你在书中发泄你的爱，你的恨，你整个儿生活在作品里；等你把财富给了你的风格，把金银绯紫给了你的人物，然后你衣衫褴褛，在巴黎街上溜达，满心欢喜，自以为和出生登记簿一样创造了一个人物，叫做什么阿道夫、高丽纳、克拉列萨、玛侬，为了哺育那个人物，你生活七颠八倒，把胃都弄坏了；临了你却发觉他或她受到新闻记者毁谤、欺骗、出卖，流放在孤岛上叫人遗忘，被你最知己的朋友们埋葬。也许你的人物以后会醒过来，在社会上走红，可是谁去唤醒他呢？什么时候呢？有什么方法呢？你能等到那一天吗？

      无疑，他是明白人。但他依然为了这徒劳无功的事业，把法律前程甩了，开黄了印刷厂，一生睡眠不足，用咖啡毒死自己。——“嗜好就是催命鬼！”

      (过去系统搬家时遗留的旧文，有两篇书评放在豆瓣了，这一篇有些散，改一改存在这里）

      200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大寿（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却说他是一九二八年生人，难道哥伦比亚也给人算虚岁的？），被文学界大办一番，当时全世界都在复习他的经典名句：若干年以后，面对着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如今起码有一半的电影导演、后现代作家都被迫或自动承认他们受了这句话的启发。写下这句子时的马尔克斯，绝对不会想到这句话为那么多人开辟了超越时空观念的道路，使他听上去比霍金更像一个物理学家。

      其实《百年孤独》并不是一本很好读的书，我读的译本应该没有翻译问题，那就是我的理解力有问题，看到第三章之前便昏昏欲睡。马尔克斯在南美洲魔幻之外，塞进去的欲望也太多了。从这句话往后的句子似乎都没被如此之多地引用过，没在那个混乱的大陆上生活过的人，还是从格瓦拉身上来了解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更好一些。这里说的背景缺失还不仅仅是事件史实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我很难把握那种军事型独裁政府统治下的人的情绪，社会的心理状态，尤其是这独裁将要长达几十年之久，贯穿不止一代人的生活。你不喜欢，也得从青春过到苍老。关于这种世界，我最深的印象来自《丁丁历险记》里写到“阿尔卡扎将军”的那部分，现在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乱套的地方，政府十分钟里就上台下台了三次。文学倒在其后了。

       我自己最喜欢的马尔克斯作品，是那个中篇，《没有人写信给上校》。很闷，非常闷。按说比《百年孤独》的催眠作用还应当更好一些，可是大概因为那里写的都是现实里的事，写的也只是那么一件事，所以倒可以集中思路。这小说，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人的苍老。苍老，儿女双无，又没钱，就比上千次军事政变还吓人了。受到这作品的影响，我对《教父2》最后的复仇很不舒服，那些躺在西西里阳光下的老人，生前无论做过何等恶行，在这个时刻都有点像那位上校，无力而落寞，尽管他们可能实际上并非如此，也比上校有钱。

                          

     

       生活在一个动荡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还没有人的寿命长久。人们在上一个政府统治下好不容易确认的身份、地位、权利，在下一个政府那里已经不管用了。昆德拉说过卡夫卡世界里的问题在于人活不过体制，体制还没来得及翻个身，人的一生已经结束；体制可以用十年去运作一场官司，但人的生命苦短，无法这么慷慨，因此只有自认倒霉。而马尔克斯这里恰好倒了过来：保障人在社会中生活的一切规则都变成了浮冰，刚在上面站一小会儿，就化没了；又得去找下一块。诸如上校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死在行刑队或游击队或不管什么组织什么党派的子弹下面，那么他们就得这样永远游动和寻找。想象一下卡夫卡的城堡突然变成了宫崎峻的移动城堡，满地乱跑，那么底下的K和其他百姓肯定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得翻山越岭地追着它的脚步，跟着一起跑。无论体制和规则的寿命是长是短，现代人都得奉陪到底，因为没有规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规则的消失和建立才是社会与历史生活的轮回，而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把这种轮回夸张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可讽刺的是，马贡多的“孤独”不只在于表面的愚昧和封闭，还在于每一次引进新事物和新制度的努力都陷入“扬弃”式的毁坏和冲突中，更迭得令人目不暇接的新规则，让人无法追上其速度，更无法在其中确立自己的安全感，最后只好求助于传统神魔的力量，或者为自己营造与世隔绝的世界。那是他们唯一能够得以喘息的地方。

      这是马尔克斯式的故事。在社会中如此无依无靠，没有任何保障的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却是孤独的国王。如同那位永远不会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独自生存着，在早已遗忘了他的世界的角落中。有人说消极，有人说沉闷，有人说改变现状就不能只等待，可是我觉得，他很坚韧，而且，他毕竟还活着。

 

            

聂景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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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我承认接连搜集这种消息是受了“民柬”审判的影响。四年杀二百万人，而且在没有奥斯维辛那种大规模工业流水线的支撑下，全靠大刀、斧头、饥饿和疟疾。连灭迹的方式都谈不上干净。在那个本来就弥漫着热带潮闷体味的国家，可以想见，从水到土，每一寸都浸满了尸臭和腐烂。令人一想到和他们发生过的任何联系（包括同为人类）就厌恶到难以忍受。那些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社会学实验家真的喜欢呆在这样的世界里吗？或者他们都得了恋尸癖？但我也承认，支持这类人士的行为不只专属于某个国家。当国家开始进化成银行家和连锁店老板那样大腹便便的健硕身材时，它们的基本行为思路都是一样的。作为平衡，我愿意再回顾一下别人的生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有一个时期我很不喜欢关于这种热带地区的文学和电影。但格雷厄姆•格林，这个固执的旅行家非要把人拽到南北回归线中间不可。《权力与荣耀》令我又开始回忆赫尔佐格或布努艾尔，光滑如蜡的棕黄色皮肤、塌鼻子和厚嘴唇与汗淋淋的白人演员，或者西部片里纬度低一些的场景中出现的一口被大胡子围起来的黄牙。站在那空气中，人可以像牛油一样融化，化去一切伪装、虚荣和倨傲，渐渐露出虚黄色的灵魂来。在这个悲观得出了名的作家笔下，这种冗长的描写倒还可以忍受，但故事一开场就直奔脓肿的槽牙而去，对我这刚刚看了三次牙医的人来说，太刺激了。

    第一次读格林的时候，我还当他是个绅士。那本薄薄的小册子《炸弹宴会》，译者是梅兰芳的儿媳屠珍。可能那时他是的，因为已经七十多，跑不动了。只好写写瑞士的巧克力公司，牙膏大亨和莫扎特唱片。但在让二十岁姑娘和五十岁老头恋爱的问题上，依然信心满满本色不改。因为她有个冷酷的父亲，没错。如果“替代父亲”理论不拿来写这个，那还要弗洛伊德干什么？不过对格林来说，求助于这种俗不可耐的套路实在很窝囊。倒退三十年，在越南，人到中年的福勒在一个文静的美国人面前满腹嫉妒，叹得头发都白了一半，然而，胜利还是属于他的。

    02年的那部电影版我没看上。只知道安排迈克尔•凯恩演这个老风流，可谓形神兼备，欠奉的也许只是肚腩。凯恩那张皮松肉懈的脸一旦板起来，还真有一种闷骚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气质。He come,he play,he loose.无论是老婆还是这个世界都不能拿他怎么样了。于是来了一个单纯的杀手（选布兰登•费舍的坏处基本把选老凯的好处全抵消了），文静、简单，一块水晶。突然从内心里爆开一道信仰的裂痕，立时扎出陌生人的血来。如果让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来写，光是心理斗争就可以写到中途抽搐。可格林是那样一种人：你文静，他这样对你；你像格兰杰那样好色、吵闹，他还是这样对你。是的，他不喜欢革命，不喜欢信仰。尤其当信仰变成外形幼稚的炸弹玩具，被倾销给家里挤着十一二口人的亚非拉穷人的时刻。他们怎么玩，那些卖东西给他们的人已经完全管不着了。无论是一个思想家，还是军事盟友，说起来提供的都是一种服务而已。派尔可以建立他的“第三种势力”，但当这个势力的客户开始不满时，他们可以马上更换赞助方。这是《现代启示录》中的观点：他们借助美国人赶跑法国人，又借助中国人赶跑美国人，很快他们也会借助别人摆脱中国人。而且所有帮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他们所痛恨。越南是一个绝不打伞的和尚。

    在这样混乱的世代，愤世嫉俗是麻木，但也是一种疫苗。多少能令人避免陷入各种毁灭他人的冲动。福勒的灾难是老之将至，沟女变得日渐吃力，不免担心老无所依。这种毁灭用不着宗教分歧或思想冲突，更加寂静而隐秘。因此也被作者写得格外迷人。再说，他还有写间谍小说的功底呢。构造一个首尾相衔的结构正是一手好戏。当然，这种结构需要很多巧合，比如爆炸前出现的两个美国女人，在岗楼上碰见的两个人肉布景板一般的越南兵，神秘的“杭先生”。可是离开这些，谁还能把故事写得更不像一个故事呢？

    对于这封认为我违规的邮件，我最近不是事事如意，但我很愿意说抱歉。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作于1516年，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被皇上砍了头。说来都是无聊小事：亨利没有儿子，王后又是恐龙一族，便决定换老婆。但英国当时尚为天主教国家，离婚属非法行为。皇上的一点家事，最后闹到宗教分裂，对政治历史影响深远。身为国家最高大法官的莫尔，对此虽敢怒，但不敢言。然而亨利的狠法，是周厉王的级别，即使没有确切言论证据，“腹诽”也要获罪。好莱坞六十年代有部片子，叫《良相佐国》，演的就是此事。当莫尔情知必死时，在法庭上终于吐露真心：我自问一言一行，与法律逐条相对，没有半点僭越，若连这样也要判罪，那么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法律公义可言了。今天再看这段历史，很多人却认为亨利是个情圣，敢于突破束缚禁忌，莫尔的脑袋，似乎倒是因为自己冬烘迂腐才送掉的。这也是时代开放的结果。

 

                                         

                                            霍尔拜因所作莫尔画像

                             

                                                《良相佐国》剧照

      去年出版的《柏拉图的神话之镜》算得上我看过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中的一本妙书，虽然我对这位作者并不太熟悉。他从阐述柏拉图主要对话的神话叙事结构和内在模式入手，归出的结果却来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术数”之学。让读者好像冲着高深学术讲座而来，迎面遇上的却是炼金魔术表演。这样的路数看似旁门左道得可以，没有古典学的扎实根底却也做不来。书本身不太好读，但若仔细理解下来，无论思路还是论述都很有趣味。在本书的第九章，他顺便提到了《乌托邦》，用来做柏拉图大西岛传说的对比例证，做了一番分析：

       和大全划清界限，并建立一个构成性的、单一的统一体，这有悖于形象的规则。乌托邦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没有能力面对相异性的风险。乌托邦既无源于时间，也无缘于空间；既无法证明引导它的心智理式的统一性，也无法证明感知的多样性。乌托邦没有给我们留下认识教诲。因为，乌托邦混淆真正的交流模式（从一种相异性到另一种相异性）和虚假的替代模式（从一种认同到其自身的认同），因而无所指向。换言之，乌托邦并不属于模仿形象之列，而只联系模仿的模仿的表壳，既无灵魂也无血肉。至于乌托邦范式，在现代作家这里成了智术诱惑的一种回响，非但没有引导理式通往完全的光明，反而在假象的不确定阴影里抹消了理式，最终成为某种政治沉思的膜拜偶像。从此那些渴望一个面向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那些在阿马乌罗提的灰暗光线中不明白这样的世界只能永远封闭于一面黑暗的镜子之中的人，将永远梦想、幻想着乌托邦。

       把《乌托邦》原作找来翻了一下，倒觉得这种分析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个美好的世界的确有些让人难以认同的地方：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各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城市之间最近的相隔不到二十四哩，最远的从不超过一天的脚程。

       建筑是美观的，排成长条，栉比相连，和街对面的建筑一样。。。。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都是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

       为使城市人口不过稀也不过密，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这个限制不难遵守，只需把一户过多的人口抽出，以填补人口不足的一户。

       凡想到另一城市探望朋友或是从事游览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摄护格朗特及特朗尼菩尔的准许，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去。。。。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

      在乌托邦，你不但可以看到通常的农活进行得多么仔细，使天然瘠土因人力加工而有所改良，还可以看到一整座树林被人用手连根拔出从甲地移植到乙地。

      而在比较核心的“乌托邦价值观”那一段里，作者为这个世界所定的规则是：

       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地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自然——尤其是在前工具理性时代所称的由上帝创造的自然，与人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由此可见，在莫尔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都远较现代逻辑发达之后的观念内涵要灵活宽泛，或者不如说是模糊。因此，莫尔在这段文字中表现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上帝和理性之间存在的水火不容的矛盾，反而认为理性本身就合乎上帝的意志。“理性”与“自然”的统一使得他对理想世界的安排显得十分混乱：一方面，对人口和城市的规划调节在“理性”的性质上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至少这种对家庭人口的人工调配最起码不尊重基本的自然血缘关系，也没有把不孕症计算进去——我有十个儿子，邻居有三个，就得把我的儿子算给他？而对居民在城市间的基本流动进行控制，这一招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严格地执行了，让公民不带介绍信就寸步难行，反正现在的旅游局长和驴友是绝不肯承认这是更高级的社会管理制度的。

        社会学者可以说，这是由于莫尔生活在一个生产力很不发达的时代，他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和设计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这没有错误。但更深刻的乌托邦矛盾在于，莫尔理解的“理性与自然同一”逻辑中没有关于偶然和差别的内涵。人对衣着的不同嗜好，对旅游和迁移的兴趣，甚至生育数量本身，都是受偶然性控制的个体差异性表现。这是这些行为和现象的自然本性。这时再用理性的目的去加以规划，就恰恰是破坏自然的表现。比如，他认为是人就应该愿意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因为可以省去做饭的麻烦，又能享受美食。出于这样的逻辑，某些既爱吃又爱做的老饕在烹饪上找到的创造性乐趣全属异种特例，搞不好还会被诊断为心理疾病。这样，对于一种统一规划的世界构想，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种统一思维的荒诞与反自然。

       于是，乌托邦的理想只能建立在其封闭性的基础上。一旦介入外界充满无限偶然的整体世界，这一切规划都会烟消云散。要满足这种社会的存在基础，只有“向上帝订购一批人，个个都是合你心意的”，愿意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大小的房子，没事老死也不出家门。所以生活在这个理想国中的人注定只能被封闭在这个岛上，让四面浩瀚的大海把自己与他者隔开。

       这就难怪我们遇到的“乌有之乡”里的人如此痛恨“普世价值”，因为那根本就与他们精雕细刻的理想完全相左。

        这些在网上经常发难掐架的怪人，在历史上倒并不是头一次出现。房龙在《宽容》中写有关于“再洗礼派”的那一章。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这伙人，既不能赞同过去的旧教义，也看不惯新的教规做法，索性躲在家中整日研读《圣经》，盼望新的天国早日降临。对于所有反对意见采取的策略就是背诵《福音书》某某章某某节，制造鸡同鸭讲的局面。搞得对手根本无法开口。

       头脑正常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管这些疯子的。因为他们的特点，就是经文背得很熟练，但对现实问题的对策几乎为零。（比如他们似乎从来不考虑，在永远看不到偶像剧和动漫、禁绝欧美大片和流行音乐的前提下，到底有多少80后和90后愿意生活在一个毛时代的共产主义世界呢？）房龙记叙了十五世纪的某次“民主选举”使得这一派的领袖上台（看来民主有时也真的靠不住）导致的种种“新政”：首先是商店被抢光，因为要“均贫富”；其次是马路被铲成菜园，不劳动不得吃嘛；然后是每人都得接受“再洗礼”，背错《圣经》章节就要砍头。。。这样的闹剧当然不会比太平天国更有趣。最后忍受不了恐怖和饥馑的百姓逃出去求援，找国王的部队（幸好还有国王）把这些领袖消灭了事。

        看来，乌有之乡的居民还是老老实实地蹲在他们的小岛上自得其乐的好。他们的与世隔绝，既能满足他们的幻觉，也能保障他人的安全。没人反对这样的和谐理想永世长存。

（文中涉及到的《乌托邦》原文均引自商务印书馆戴镏龄译本）

 

                               

      他生于1818年5月，按照星座命理的鉴定，他终身保持了金牛座善于享乐的性格特征，很敢花钱。由于他没有固定职业，所以这导致了无穷的灾难。他吃光了自己继承的父母遗产，又吃光了妻子继承的遗产，同时总是借债，并且把最铁的老友当成长期饭票。读过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的人会知道，那时的德国首要的国家大事是民族统一、富国强兵、成为欧洲之雄起。一个无业文人大放厥词搞得政府烦不胜烦，好在他终于自己滚到国外去了。

      在英国，他把老婆孩子丢在没钱交租也没钱取暖的冷屋子里，自己天天泡大英图书馆。和王小波笔下那位天天对着作战地图研究的“同学的哥哥”一样，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职业，糊口倒在其次。后来他总算写出了一本大书，由于字迹太潦草，而且毫无改善的希望，他的手稿必须经人誉抄才能被出版商或编辑部接受，这工作只好由他的妻子和女儿兼做，使她们不胜其重，积劳成疾而早亡。

      那本书今年很畅销，只是他已经死了这么多年。

      他的确有资格做“无产者”的导师，因为他确实无产。不过如果啃老族知晓了他的事迹，搞不好也会奉他为神。

      这个人叫卡尔。

      写这段小传是因为出于工作的需要，每天都要看到很雷很五毛的句子。“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抵抗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总是如同脑结石般耀眼夺目。按说五谷轮回随处可进行，没有必要非要跑到摆着珍馐佳味的桌子上来大解内急。但因国情故，只能视而不见。卡尔虽然是个没国籍的“世界公民”，毕竟是在柏林大学念的黑格尔，而不是在北京大学搞的孔孟之道。马克思主义自然也本就是“西方意识形态”之一种，而且还是很没人情味儿的黑格尔派的一个现代分支。不是择到你家筐里，就成了你家种的菜。当然，和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特殊人士谈论所有制的归属是没意义的。他们只懂得在自己感兴趣时随时随地解开裤子，你想把他拽入卫生间，他就要嗷嗷大叫，控诉你的暴力。

      ——可怜“全人类的导师”，也要为他们做厕所里烧的一缕檀香。

      维塞尔和洛维特是“刘小枫学派”最近介绍进来的两位思想史高手。他们基本的治学功夫和学术思维都极强，对于概念的解剖式梳理更是游刃有余，细腻非凡。从才力上论，似乎“更欧洲”的洛维特要略胜一筹。本书的前半部分涉及国内学界刚刚有点热起来的德国浪漫派哲学问题，我过去只知道学德语的人把这个部分当作“日耳曼学”的私淑，研究的现状完全不了解。无论资料还是概念都有些生僻，要读懂难度不小，而且最好延伸阅读其他的背景性著作，互相参考。后面论“无产阶级的反讽”的部分，加之罗斯登的附录文章，都是比较新鲜的东西。尤其是罗氏从路德教神学传统谈马克思思想，乍看惊世骇俗，实际却有理有据。以“异化”概念的词源学考证为关键论据，让观者无法不信服。这要数善以口号服人者最怕遇到的情况了。

       我个人很受启发之处，在维塞尔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戏剧诗学模式与基督教“受难情结”的内在相似。受难不是随便挨一顿拳打脚踢或被人吐一脸吐沫，比如最近发生在哈市的“捕快打死衙内”就说明了这一点。想要把受到的打击和侮辱上升到崇高的高大全境界，必须得保证受辱者道德上的纯洁无暇，随后受辱者才能博得同情，并为自己的自卫反击赢得道义上的合理性。所以耶稣必须生在木匠家里，而不能投屠户的胎。为了让无产阶级将来获得的救赎名正言顺，阶级学说不得不排除了一切可能煞风景的偶然性因素。但是，“无产者”的概念只有写在纸上才是纯洁的白纸黑字，一旦要兑换成活生生的人，那就太难为了。因此我在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时对于内斗的疑惑，在此终于找到了某种理论解释：无产者的概念不容瑕疵，但活人却总是不完美，只要你挑，永远找得出毛病。谁家过去做过小买卖——小资产阶级，谁的上一份工作是给资本家打工——奴性，谁撒过谎，谁卖过盐，谁“原先也阔过”······当然，这种挑剔的起因，常常是权力、欲望和某些阴暗的心理目的。结果就是，这些按图索骥建立起来的集团，总不能像宣传品上画的那样满面阳光，倒好象人人都有前科的恐怖团伙，内部弥漫着心机、怀疑和防备，并像传染病毒一样，把这些情绪蔓延给无辜的他人。

       救赎确实可能发生。然而正像基督的使命只到自身的复活而止，地上天国最终是在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著名梦魇的“宗教大法官”手里实现的。血与火、异端和杀戮、剑和面包依然是现实的主题，从这一点上说，神与人作为导师的作用都很茫然。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

 

      电脑被攻击后断网已经一月，从电脑下解放出来的时间正好可以用来看看书，于是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看完了。

      不知道有没有搞政治研究的人注意过这个现象：所有的MKS主义政党都有勇于内斗的特点和经历。甚至是在对敌斗争尚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内斗。是这种理论本身有某种不稳定的因素，暗暗催化人性中的暴戾；还是信仰这东西的人都太过早熟，从理想主义的天真过渡到狂热用不了一光年的时速，不得而知。然而当年斯大林制造的“托派”这个概念，绝对堪比人类历史上最锋利的病毒。它可以令完全生活在另一个国度里的人像中了魔咒一般，死心塌地相信和自己同袍十几年，一起同生共死的同志和兄弟会和辗转千里之外，八竿子挨不着的一个俄国人发生不可告人的关系。这种感染不需要水、空气、食物和排泄物。甚至一个动作也没有，大半个地球的人群中，忽然就有一些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排犹和种族歧视至少还有一个根据：血统。但“托派”却如此平等，不分种族国籍出身，患病的几率都相同。

       我是把这本书当成文学书来看的。尽管奥威尔叙述党派斗争原委的那几章看得人一个头两个大，乱得像一张大床上的NP，只搞明白最后事情的确是往抓“托派”这个方向上去了。忙打仗还忙不过来，哪有工夫正规审判，制定罪名？干脆直接进口一个了事。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西班牙这地界，又有着那样深厚的宗教裁判所传统，把无辜者扣上一顶白纸帽子，从重从快加工成罪人再加工成一把骨灰的流水线作业，自是十分娴熟。

用作家的眼光去处理这等无妄之灾，感受到的第一必然是荒诞。使理智全失的东西，除了最原始的饥饿外，还有两种：恐惧和欲望。内斗的本质显然是逼迫人们接受这两服毒药，而且甘之若饴。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靠社会关系、感情和信任生存。内斗的目的就是把这些都破坏掉。让你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谁都可能是敌人。亲人不是亲人，朋友不是朋友，这样，世界就只剩下怀疑和孤独。

        剩下的是无边的恐惧，冰冷而神秘的大片海洋。

       呆在浮冰上的感觉并不好受，很快人们就会开始渴望温暖。和每个快要冻死的人一样，他们不再反对烈火和烈日，甚至愿意把同类投入火中。恐惧导致凶暴，这还是尤达大师的台词。《星战》可能是一坨老到发干的shit，但这句话是金玉。人类文明的一切内容，结群而居，取火围猎，所有的进程和工具都是在抵御这个寒冷如僵尸的魔鬼——恐惧。然而，有些人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乐于恐吓别人，要他们相信自己的脚下只有浮冰，朝不保夕。然后，生存就变成了疯子才能忍受的毫无乐趣的痛苦，疯人们随时准备如狼般撕咬别人，而再也想不到，海洋本来可以是一片大陆的。

      发动内斗的人所做的一切，为了党派利益也好，为了国家利益也好，为了未来许诺的一切也好，都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

      05年冬天，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那几张委拉斯贵支和格列柯的油画。与后者冷冽如玻璃，从冰蓝色中喷出白色光焰的升腾，和被布展灯反射到雪亮的乌黑眼珠盯向木黄色天花板的忧郁基督相比，前者笔下那个著名的小小侏儒更令人叹息。这个矮小的人是当时君主的一个宠臣，他可以下命令，把很多比他高大的身躯变成马德里广场上的焦柴。然而在画面上，仿佛有种令人喘不过气的东西抓住他孤零零的黑衣身影，压在他皱纹堆砌的额头上。假如《英诺森十世》表现的是权力的冷酷怀疑，那么这个小丑的形象里反射出的，就是被恐惧的虚无所压垮的，早已退化掉的人。

      恐惧的确就是恐惧本身。

看过这本书的人几乎都会注意这个句子，钱德勒卖弄的文采中，这也许还是最不怎么样的那一句。比起“口气冷得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在她身上都化不掉”来，终于可以少一点做作了。

这不是说他没有才华，而是看来靠酗酒能达到的高度，也不比清醒的人高明到哪里去。作为一个案子的节奏，本来可以不拖得这么冗长缓慢，最后和洛林夫人睡觉的任务，更像是分配给鲍嘉而不是马洛的。颓废和冷酷调成一杯螺丝起子，却不一定所有人都愿意与你同醉。最冲的那一滴柠檬水，是孤独，于是酸到倒牙。我读此书时觉得唯一的亮点，一是酗酒作家韦德，这是钱德勒自己；另一个是他糟蹋警察的手法。这在中国是非法的。尽管我们这儿警察审案时不只踢人腰子，也不只用电棍打尾椎，但作家们甚至不能在小说中描写这种情节。所以唯一在文艺作品中可以合法严刑拷打别人的，只有大清刽子手、日本宪兵和军统局特务。

      我对钱德勒本人的兴趣超出对他作品的。因为实在无法想象他怎能分不清一个女人大他八岁还是十八岁。眼神再不济，也不致十几年也看不清。只能说这是酒害的。这本漫长的小说写于他人生的最后阶段。里面浸饱了很多次失手的苗头：渴望陌生的偶遇来拉人生一把，说不定峰回路转；谩骂警察的暴力基本等同于谩骂社会；但没有哪个人物像韦德，每一句愤然的醉语都发自肺腑。写了十几本畅销书，浑身镀金但依然要毁灭的，除了钱德勒，世上并不多。也许可以把这些对白当作他的遗书。如果可以，他希望西西打死他，而非让她死去，自己独活。

      可他又怎么会死呢？靠着灵魂中那个顽固的马洛。总想点一支烟倒一杯咖啡给自己感兴趣的陌生人，总想把被女人吐在大街上的失意者送回家，总想听听别人走在下坡路上的故事。还有这样的冲动，人怎么会死呢？

     最多死去一点点，告别时，喝醉时。

     钱德勒还是活了七十岁。告别的确够漫长。

 

      06年BBC的新版《简爱》出炉。大众媒体普及古典文学，本来是件难得的好事。但我看来总觉得像拍卖凡·高的画作。东西越是叫得响亮，人越让人心酸。祝庆英的译本两年前终于开胶，破碎得一塌糊涂。还好我已经有英文版。可以让它在书架最高处适当退休了。

       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不在女权，甚至不在爱情。简·爱的独立宣言，二十岁以前读着还可以当真，后来就只剩苦笑和讽刺：说来说去，假如没有遇到罗切斯特这个人，还不都是对牛弹琴？假如罗切斯特的老婆不死，简·爱会不会变成乡村一老处女教师，谁又说得准？先解放了男人，才轮到解放女人。相比之下，跟里弗斯一起去改造印度人的灵魂，才是更周全的选择。现实证明的正是这悲伤的无奈：夏洛蒂·勃朗特始终也没有遇见自己的罗切斯特。据文学史课本声称有过这么一人，是个教法语的，可惜他的妻子并不疯，也没死。她在三十六岁上才嫁了个牧师，是否是圣约翰这个类型的，不知道。婚后没有两年，她就死了。

       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些女作家，都是在纸上才能做梦的人。她们遭遇的现实和幻想的落差，其实不亚于《立春》里煤厂和意大利歌剧之间的距离。奥斯汀的文笔如此细腻，从理想从现实都讲得头头是道，而她自己，还是独身终老。

        如果说夏洛蒂的梦想还在现实范围内，那么像艾米莉·勃朗特那样的独来独往就更加惨重。她所想要的，已经不仅仅是某种个性，甚至不是具体的生命，而是激情本身。罗切斯特就是简·爱的对象，也是夏洛蒂理想的目标。但希斯克利夫不是。他与凯瑟琳共同构成的那种超越生死的情感才是艾米莉的理想。她不觉得某种现实的人和性格能够成为自己的选择。无论是什么样的个性，都有与之匹配的对象，二者的匹配本身才是重要的。战胜现实的，正是这匹配交融中的炽热忘我。而不是某一条必然通向拯救之路。世上根本没有那条路，可以保证你一定遇到一个理解你的人，一个可以融入你骨肉的对象。即使遇到了，也不见得就要结合。激情可以是缠绵，也可以是激烈的厮斗，两者在艾米莉的眼中都是成立的，也都是美的。

      在这个问题上，伍尔芙看得比较准确。诗意是一条不归的路。谁走得最远，谁就最孤独。夏洛蒂总算还过了一段“出名”的日子，因而留下传记。艾米莉的生平资料却总是难找。她来了，她又走了。小妹安妮，比她更轻盈，更无声，轻灵得好像空气。

      勃朗特三姐妹是文学世界中最悲凉的三姐妹。活着时，比契诃夫的那三个更不幸，死去时，又比伯格曼的那三个更痛苦。美与惠的三个女神，在拉斐尔笔下是圣洁，在提香笔下是妩媚，在鲁本斯笔下是丰足，而在现实中，却都变了寂寞和苦难。

       于是知道这里是呼啸的尘世，是没有神的地方。

 

       原来不打算为这本书掏腰包。里面至少一半文字都在网上出现过。就算赠一张光盘吧，卖三十四大元还是让人肉痛。然而，最后怀旧的魔咒还是发作，有些东西不让我这么算计下去。

        也许，如果能彻头彻尾地抛弃这些精打细算，就能回到那混沌的黑暗里，回到曾经的原初。

        二十多年前，那家现在已经成了证券大厅的电影院，我在那里与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相遇。一个“一表人才”窝窝囊囊的粉刷匠，一个总是喋喋不休唧唧歪歪的乐队指挥，从此无法相忘。从电视台的每一次重播，到自己手里D5洗D9而收藏版，最后走火入魔到甚至在网上看见白屏黑字打出来的台词本子，都会哈哈大笑。这是于鼎和尚华两位配音界的老前辈为世人留下的无穷欢乐。因此，作为一个非专业配音研究者，我只能坚持自己的经验造成的个人结论：《虎口脱险》永远是我心目中配音电影的第一位，这不是由艺术标准决定的事。在艺术上，我可以承认邱岳峰先生的成就，但他在我的经验中占的印象太少了。等到多年后才看上《简爱》时，我对这个重如泰山般的经典完全没有感觉——甚至至今也没有感觉。我经验中配音艺术的巅峰属于孙道临的《王子复仇记》。因为它的录音剪辑曾经通过收音机伴我度过好几个没有电灯的黑夜。看到影片本身，实际是光碟时代以后的事了。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哪还顾及什么剧情和表演，根本是在和脑子里扎了根的声音对画面：原来奥菲利亚的墓地是这个样子的，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的冲突是这样的动作···“活还是不活”的独白响起，竟是在城堡的露台上，手一扬，匕首飞射入波。我是在跟着这个声音走，周围却都是陌生的景象，没有它，我会不知所措。

       那时我已中了魔。从欢乐的混沌中出来，外面阳光灿烂，然而我中了魔。外国电影，一部接着一部，潮水一样来了。先是电影院，接着，电视机出现，绿色打底，菱形边做水纹状漾开的《电视译制片》，无论演到多晚，我都会赖着想法看完。有一阵中央台也着实可恶，把这个节目搞到八、九点钟。对上小学的孩子实在是太难为人了。后来好像还更晚来着，只得忍痛放弃。然后是《正大综艺》后面的《正大剧场》。开始是周日下午，这还好办。几年后时间也调到了半夜三更。好在此时我已经不和父母同住，又有高考做理由，可以随意熬夜。当觉得这个节目已经倒了牌子以后，瘾头蔓延向任何一个能收到的电视台播放的任何一部晚间译制片。其实大部分不是剧情三四流，就是配音八九流。但那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盗版碟这种伟大的东西，有时还是能碰上一些零星的好片。至于影院，中考后咬牙请同学看了一场《真实的谎言》，之后，就发现那里不是自己消费得起的地方了···

        我中了魔。《红与黑》《雾都孤儿》《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简爱》先是影像，接着是省下去补课班的路费——来回八毛——买回的上译普及本。这个版本的译文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到可以奉为神明。后来的任何“名译”都取代不了。因为有些段落早已滚瓜烂熟。除了字号实在太小，看到戴上了眼镜，我没什么不知足的。那时我的耳朵对尚华、乔榛和童自荣的声音最敏感，毕克却总是和乔榛区分不开。杨成纯是直到《战争与和平》才知道了这么个人。而女士们的声音，基本没感觉。不看演员表的话，只怕一辈子也不知道谁是谁。邱岳峰能隐隐地感觉到，然而，没特意去注意过。所以我算不上配音迷。我所迷的，大部分还是在剧情本身。很多年来，和一部分观众一样，漫不经心地把外国人嘴里的中国话当作理所应当，直到被碟片把看原声的习惯养成了，才发现原来并非如此。同样是配音，有人可以点石成金，点铁成钢，有人却专门大煞风景，金玉变败絮。尽管是水准不高的影片，那个年代还是有那些人投入了人生，做了呕心沥血的功夫，否则，哪里会如此萦绕不绝，三日不止？假如都是“枪版”里那种一个人配好几个的拿腔拿调，我想用不着什么文化封锁，我们自己就会主动抵制外国电影的。

       因此，要感谢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给予了如此多的欢乐和悲哀。当年播种的记忆，现在必然长出怀旧的花朵。但相比于我们的所得，怀旧也许仅仅是最微薄的回报。毕竟，他们的事业已经不再，时代过去了，生命也过去了。

 

 

 

      《剥洋葱》中最感动我的段落，是这一段：

      我以为自己有理由趾高气扬，因为我现在是名校的学生了。不过，父母却不得不用好不容易省下的几个前分期交付这所名校天晓得是多数的学费，每月的这笔开销是个沉重的负担，但他们在儿子面前从不明说。

      “星期一，公司的代表就会来要现钱。”这成了她的口头禅。但是，母亲从来没有在儿子、后来也没有在女儿前强调每月要交多少学费，没有以此让孩子觉得心中有愧而俯首帖耳。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我为你们做出了牺牲，你们要报答我才行！

       在我这个曾经生活在谁是借读生、交过“自费”就会抬不起头来的世界里，曾经无数次听见家长怒吼：“知道家里供你上学花了多少钱吗？怎么还不好好学？”而长大的人来说，这样的母亲，简直比圣母更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儿子后来读着这样昂贵的名校，仍然胆敢公然留级（因为拉丁语不及格），敢于顶撞老师，敢于厌学，和父亲争吵，然后，去参军。这样的儿子，在中国根本等不到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已经被扣上“忤逆”的帽子宰掉了。

        那个小小的杂货店主，不是什么教授、文学家，为什么他不愤怒？为什么他不呐喊？为什么他感觉不到为孩子做的太多了，都成了溺爱了？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父亲？她又到底是个怎样的母亲？

        历史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地产生出无数奇怪的小人物，让懂得道理的人无话可说。

        因此，如何面对洋葱流出眼泪，或者找到自己的洋葱不是问题的本质。而是你有没有生活在一个可以吃洋葱的世界里。格拉斯所生活的国家底线，是在剥出党卫军这个词的时候再也无法容忍，必然爆发抗议和反弹。其实党卫军只是一个符号。至少他可以写出自己如何被历史卷入，信仰当权者的宣传，渴望离家，怎样受训，如何战斗，用以填充这个符号的注解。而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很多永远不能剥开洋葱的作家，即使人人都知道他们曾经是红卫兵，他们依然不能去如此详尽地填充这符号后面的一切。我们的底线不允许品尝这样的洋葱，那是禁果。

        在第一章里，格拉斯写到一个“被德国国情毁了的人”。不去判断这种人的经历是对或错，这样的人是客观存在的。能否书写他们，描述他们，也是洋葱的食用许可之一。也许中国文学欠缺的正是此类角色。对社会生活的判断，对伦理的价值观是现实人物不能缺少的部分，人为地删除这类观点，使得人物彻底沦为残缺，被迫被日常淹没。这至少不能称为完整的“现实主义”。然而，在一个禁止啃透洋葱的世界里，什么能阻止作者和人物的自我阉割？

        说到底，是缺少自由。无论现实还是小说，都没有享受过生命自由的味道。因此残缺了自由、激情、宽容这样的语汇，不得不拿狂热、纵欲、狭隘做代用品。人总得爱生命啊。不因为美而爱，也得因为丑而爱。

        近来觉得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西方艺术家的回忆录里经常出现直白的性萌动描写。伯格曼写过自己的手淫，格拉斯显然对初夜自豪，大书而特书。对性骚扰苦不堪言的女性，看到“第三种饥饿”一章描写的作者怎样在夏日的公车上性欲冲动，挨挨挤挤，只怕会勃然大怒。原来名作家也干过这事。显然，这和西方把青春期冲动已经视为正常的生理问题，不再以罪孽和流氓论处的态度有关。我虽然也很反感这些老头津津有味地炫耀自己当年之勇，不厌其烦地盘点纪录，但相比之我们的“老流氓”们只敢在作品里意淫，还是有种坦荡在。况且，意淫的水准和人家的炫耀比，都差了很多级别。他们的洋葱怕不辣，我们可能连洋葱自己都是怕辣的，何况人乎？

          所以，在这里，它们被揣在兜里，放在地窖里，只在最饥渴难耐的时候拿出来，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拿出来，咬上一口。那辣出来的眼泪，倘若被看见，还得说是为别人而流。

帕慕克是个小说家，但《伊斯坦布尔》这本回忆录似乎是他在中国获得更多同行认同的作品。我不认为这是世纪文景在押正的宝上继续掘金造就的假象。因为这本书对中国目前的精神状况来讲，的确有着歪打正着的契合。

“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这句话起码可以三十年来七成以上的中国文学、艺术、文化产品所包含的内容和潜意识心理。人们推崇漂泊，从追寻现实和物质成功的“北漂”“洋插队”到寻找精神体验的“驴友”和边疆行者。无数小说、散文、诗歌、电视剧、报告文学在倾诉着“窝在一个小地方”或“出生在穷乡僻壤”造成的压抑和苦痛。无数外省小县城、乡镇、地级市乃至省会城市成了扼杀精神生活的刽子手。而那些身处公认的“大城市”的人，似乎也并不开心，他们立刻开始书写那里的奢欲、浮华、丑陋或冷漠无情。如今热映的文艺片《立春》也无法脱离这种“控诉谱系”的设定。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扮演着与人为敌的角色。或者说，自从八十年代中晚期的“寻根文学”开始了对家乡、家谱的清算以来，批判的惯性还远远不到消解的时刻。这批判来源于一个更早且更大的传统：自鲁迅以后，“未庄”的意向对文化符码的记忆影响之深，远甚于口号化的“救救孩子”。每一个曾经怀才不遇的人都热衷于把身边的世界描摹成那个充斥阿Q和赵太爷的地方，然后满怀同情地塑造自己的祥林嫂，满怀感慨地回忆自己的孔乙己。唯一能与这个传统相抗衡的，是后来重新被发掘出的沈从文，否则我们的乡土文学，大有一面倒地变成“国民性文学”的危险。

       也许正因为这种“未庄印象”太过强烈，所以看见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着实让一些人不解，让另一些人不屑，还会让一些人在心底说“我怎么没写出这种味道”吧。原因无它，书写者在忙于抱怨和控诉，讽刺或同情，唯独没有花一生的时间，好好地看看这烂污的一切，闻闻它空气里的酸臭，深深地体验每一丝脉动。他们追求的，是逃亡的胜利，是他乡别处的发迹。他们已经以这里为敌，把此处的生活，视为摘取胜利的奋斗，或者被迫认输的屈辱。这种敌我分明，达到的是拉斯蒂涅站在高老头坟地上的那个高度，却没有俯下身子的意思。所以有些东西，注定看不见。

       此书的第二十五章，“西方人的眼光”，对于当下国人的“文化焦虑症”更加具有意义。伊斯坦布尔的“传统形象”为十九世纪的西方文人赞赏不已。于是土耳其近代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议。正如九十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斥了保护文化特色和经济建设的争论，伊斯坦布尔的房地产开发也踏平了不少旧时留下的帕夏别墅和“雅郦”。文中提及的几位受到西方教育背景影响的土耳其文人，也苦恼于如何对待那些破败肮脏却保持着“原生态”的贫民区。他们不得不直言此地居民“一败涂地、贫穷悲惨”，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起国内绝对以“改善人民居住环境”为主导思想的建设方针，真是“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水深火热”。看来，有些城市的宿命就是这样无情。与其说是西方和东方的矛盾，不如说是现实与历史的必然交锋。只不过西方强势文化先行在“异域风光”上的表达优势，使得后进国家本来不足的文化自信有些神经兮兮。难道只要所有的西方游客都闭口不言，本国人就可以百分之百地对着天天向大工地一样的城市满意了吗？四合院灰墙中间蓦然矗立起白色蛋状物，高楼林立的光鲜脚下冒出一条开不进悍马的小巷，就是理想的城市景观？

        城市身处的尴尬来源于文化的尴尬，归根结底是族群历史的尴尬。无怪乎这些尴尬的城市里，人们也很难自信得起来。不满、忧愁和愤怒是经常态。各种蠢蠢欲动的希望一次次平复，难以排解的失落感往往以荒谬的形式释放。帕慕克不讳言自己曾经的压抑和叛逆，企图挣脱周围一切的焦虑。当然，在成功之后再提这些，不是他的专利。除了同样苦闷的有志青年可以拿来自我安慰或励志一下，多少也表达了他那种与国人思维不太相同的态度：面对不可改变的环境，除了一走了之，是否还可能做些什么？情感不仅可以因理想而生，也可以因现实而生。与其成日生活在时代的追悼会里，哀伤叹惋、郁怒气结，并最终陷入“逝者不可追”的虚无，可不可以心平气和地去面对千疮百孔，去认真地审视和接受已有的生活？这份平和，需要建立在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有着充分体察和理解的心理基础上。完全理想的城市，和完全理想的伴侣及完全理想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

        学会爱不完美的人，学会爱不完美的城市，学会爱不完美的生活。所以，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城市，就像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我很喜欢阿来的文字，从他的身份和书写的内容，所举的无法不重，但读起来又是那么轻。而且轻盈中，有着某种不同于现实的纯净。

      《空山》没有在水准上超过《尘埃落定》。这是一个必然的遗憾。因为后者可以把一段历史不间断地融入一个末代土司的个人生命，像滔滔流水，奔流而下。中间的漩涡处可以下潜，礁石处可以跳跃，节奏完全在作者的手中。然而前者却失去了这样的便利，关于这段时间有着太多的禁忌，好像河道上被修了无数的水电站，想一泻千里已不可能。蜿蜒扭曲之下，就成了当下的这般模样。无数的节点读来让人觉得不通透，无数的细节没有达到足够的厚度，但读者又必须原谅这些，这不是作者的错误。

      《随风飘散》完全是一个寓言。我开始以为阿来想和80后们比拼一下抒情的本领，讲述一个乡村边缘少年的苦闷。渐渐地却读出了它的不现实：文中最后死去的三个人是宽厚而虔诚的祖母，柔弱纯真的病孩，和被乡村世界放逐却追寻着生之自由与自然征服的少年。他们的“随风飘散”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这个在此民族的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年头，大事不断，变故横生的年份。他们的死亡是由一条外来的公路引起。这一切显然是某种象征，预示着民族精神层面的某些价值观念自此消逝。也许是淳朴而悲悯的宗教传统，也许是与现代文明并不相容的原生自由。总之，有些东西正在随风飘散。

      精神飘散之后，剩下的就是躯壳。机村的人们依然要在大地上生存，而此大地，开始劫难不断。

      我自己觉得《天火》是这两卷书中写得最好的一篇。阿来曾经的诗人才能被充分地运用在其中，“火”与那个红色年代之间的意向连接天衣无缝，并被赋予“邪”的意味。最荒诞的是，巫师原本是带有超自然色彩的职业，然而文中巫师多吉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遭遇本身就是一场黑白颠倒，违反一切人情道理的超现实疯狂。他信奉的神明虽然被官方目为“封建迷信”，实际上的危害却敌不过现实中更大的狂迷。在疯狂无稽的现实里，这个巫师成了拯救乡村的英雄。他用执拗的对旧信仰的坚守和执信，反抗了时代狂如烈火的迷失。由于这个巫师的存在，沉痛的历史带上了一丝诗意的色彩。而且是久违的英雄的诗意。相比之下，《荒芜》虽然也在描写一种对于土地的依恋被“左”的政治现实粗暴干涉和蹂躏，从而产生出存在性悲剧的效果，但总体上由于英雄的缺席只能成为对这段沉重历史的白描式书写。尽管其中涉及到官方曾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以及一味向自然索取的“现代建设”方式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破坏这样很“时尚”的主题，若细细品味却仍觉沉疴太多，灵动不够。有些情节已被很多官场故事讲述过，出现在这里不免显得庸常。

      《达瑟与达戈》是部很难评价的作品。我自己不喜欢它，因为住在树上的达瑟总令我想起卡尔维诺笔下那位树上的男爵。而且达瑟的整个远离纷争时代、回归书籍的生活方式都很奇特，它经常出现在西方的某些小说里，也可以让人联想到道家的归隐，然而出现在一个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却有些陌生。这个民族有专业的僧侣，但那种投身知性的气质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脱离了宗教的达瑟，并不能像《尘埃落定》里被割舌的喇嘛一样树立起一个丰满的形象。他更像被用来与达戈相对应的一个符号。达戈的性情生命被表达得有血有肉。当然，作为一个异族的读者，我对于这二者的认识很可能只是一个长期接受的表征印象的结果：这个印象令我相信，此民族的成员都应当是狂放热情，带有原始的血气和冲动，一个躲入书本的人不应当属于他们的群体。那么作者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又是何等想法呢？他有否在暗合外界长期形成的这种观念以便于作品的被接受？作为一个对真实环境知之甚少的读者，我真的没有资格去评判和追问这些。我只觉得它的开头很突兀：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在海外开始讲述和回忆的。

      如果说《尘埃落定》使很多人以魔幻的方式接近了原来并不熟悉的历史，那么《空山》就让读者看到尘埃落定之后的历史，比之前更难以接近，即使魔幻也无能为力。但正因如此，阿来的努力才更有价值。毕竟他提到了“被迫还俗”的僧人，提到了田地的荒芜，提到了被废黜的巫师，和成为“民族干部”后可以把外甥收入大学的官员。他们被卷入的，是绝不魔幻的现实。这现实并非已成历史，而是从未停止向当下的延伸。

 

      春节前后，牛奶及乳制品平均长了五至六毛钱，已经超过50%的涨幅。但因为不算“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在限价之列；同理，既然不算“生活必需品”，那么就喝得起便喝，喝不起便不喝好了。如此类推，也就怪不得经济学课本上一提经济危机，就是“把牛奶都往大海里倒”的场面。如果真能让大家亲眼观摩一下，倒也开眼界。

      还有一伙人是近来觉得很有趣的，那便是活跃于各大电视台健康栏目的“营养专家”。母亲每天都在看他们的演讲，总的感觉是：他们的观点和经济形势倒很合拍。肉类要少吃，牛奶要少喝，海鲜让人生痛风，禽类都是激素催的。不但教人健康，而且教人省钱。不错。

                                    

      那天闲来无事，拿下杰克·伦敦来读。于是又见《一块牛排》。

      像我这种人生经历比较平稳的城市居民大概只有这种滋味一直欠缺，那就是明明不吃不行，非吃不可，但就是吃不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营养专家们从来不提的。真有切身体会的人，往往也听不见专家胡诌。他们大多在忙于为自己找开荤的机会。那种感受我想就是节前本地一则新闻，关于建筑工地上的食品卫生检查。卫生如何先不说，单说那些每日干的都是扛砖搬瓦的纯力气活，却二十几天甚至整个工期内都吃不上一点荤菜的工人，他们一定会是这篇小说最好的读者。

       营养的科学前提，是吃东西和生命需求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大了。吃饭是工作，是任务，是手段，但多数情况下已不是目的。坐办公室需要多少碳水化合物？既然有减肥的空间，说明还是供大于需的时候多。内容可以是饼干，也可以是馒头大米饭；三两四两的差别基本看不出来。吃一顿肉也可，不吃也死不了人。至于薯片之类，无非就是卖个滋味，作用只限于舌头，对胃肠的作用概近于无。若是有大量体力消耗，那么高蛋白就是硬性指标，跟科学不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叫常识。

       可惜，如果以这个常识衡量，几乎所有经济模式下的分配都不太合理。脑力劳动者总是比体力劳动者收入高。不能说他们不需要，但他们摄入高蛋白的结果，几乎全以高耸的肚腩告终。现在更有各种疑似的疾病被指控。而除了国家像喂养良马般养着的运动员，其他的体力劳动者却极易成为首当其冲的肉价受害人。大概是因为人类的生产关系进化必然按部就班，而能像杰克·伦敦这样写出真正缺乏了一块牛排的人如何淋漓尽致地经历生理上的虚弱和心理上的绝望的，仅仅是一个作家而已。世界不能为他本末倒置，翻天覆地。

       天主教徒生活中有一项仪式，叫做“餐前祷告”。要感谢上帝“赐我们每日的面包”。我想但凡还可以吃得起肉的人，该想想这句话，而不是营养学守则。

 

      我从不知如何面对安德烈·纪德，是该遵循他的自由呼唤，还是该正视他所谓自由中指标奇高的自私成分。很多年来，我不愿读他的书，至少可以省去一份自讨苦吃的烦恼。

       像纪德这样的艺术家很多，艺德双馨这类词汇，在圈子里的适用率只怕还不到千分之一。比起千夫所指来，纪德更讨厌虚伪。他决心不去伪装自己博取这种形容词。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德行。但想到当年围绕着《笑傲江湖》展开的“伪君子与真小人之辨”，实际也就明白这是个永远无解的问题。纪德的选择却没这么高深，他认识了王尔德，这就够了。

     《背德者》是一篇极巧妙的故事，虽然没有《伪币制造者》的拍案叫绝，但内核比后者要鲜活许多。从欧洲到非洲，从法国庄园到北非市井，暗示着文明与荒野的距离。在这段距离中间，是两次生与死的旅程。对他，是死而复生；对她，却是迅速凋零。原因几近无耻：他有欲望傍身，因此生命能量源源不绝，甚至越是接近蛮荒之地，这生命力就越能够挣脱社会礼仪规范的束缚，得到最大发挥。而她，只是一个苍白的附属物，在他需要时为他提供满足，顺从他的力量和目的，被他那急不可耐的欲望拖拽，奔向死地。联想到现实，似乎纪德的夫人虽然被他明目张胆地灌了一辈子黄连，终归还算幸运，没有香消玉殒。然而纪德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把这缺德描写得撕心裂肺，背德的人不是铁石心肠，不是道德法盲，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看得到妻子的痛苦，清楚她对自己内心的了解，在这样的澄明不遮下犯法，是一场煎熬。读到最后，字字都是冷汗，有对自己罪孽的恐惧，有避之不及而起的淡淡杀机，还有良知的微弱挣扎。

       身为人，却“爱非人性”。这判决，可是他为自己下的？只这一句，多少“扭曲”、“阴暗”都可以休矣。因为都是在拾他的牙慧了。而且，不如他勇敢。

        纪德在中国红火过一阵，那是因为他的《访苏归来》。这里只有政治，无关缺德或同性恋这些更复杂的话题。记得当年引进这本书时，照例要介绍作者为他的真诚付出的代价，弄出一个状若烈士的姿态。但不提他自己的感受。那感受和他的《浪子归来》相仿，关于灵魂里住着这么两个人：一个是渴望上路的少年，一个是饱经沧桑，无功而返的浪子。浪子回来了，而少年还想出门。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多人一辈子做一次浪子也就够了，而他却周而复始，刚歇一口气，就又关注起新的远方。当年的那些左翼信徒不说实话的原因，除了政治压力，主要也是不愿承认自己信仰的破灭，怕这条寻找之路早早到了尽头。而纪德可以承受失败而返，因为他还将再次出发。“比起反复无常来，我更讨厌某种坚定不移的始终如一，更讨厌要忠实于本身的某种意志，以及害怕自相矛盾的心理。此外，我还认为，这种反复无常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正好迎合某种深藏的连贯性。我同样认为，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总受谎言的欺骗，因为言语强加给我们的逻辑，往往比生活实存的还要多，而我们身上最可宝贵的，正是尚不确定的东西。”

        他发表于二十八岁时的《人间食粮》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新食粮》，其实就是《心灵鸡汤》之类的散文集子。只不过与今天的此类作品相比，他给心灵的恐怕要被视为“伟哥”。对于某些过分孱弱或消沉的人心，猛药倒是正对重病。况且，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含着一种发自肺腑的激情：

       从这天起，我的生命每一瞬间都有新鲜感，都是一种难以描摹的馈赠。就这样，我处于几乎持续不断的感奋惊愕中。很快我就陶醉了，昏头昏脑地尽情行走。

       自不待言，我见到含笑的嘴唇就想亲吻，见到脸上的血、眼中的泪就想吸吮，见到枝头伸过来的果实就想啃上一口。每到一家客栈，饥饿就向我招手；每到一眼水泉，干渴总等着我；我真想换别的字眼表达我别的欲望：

       在宽展的大路上行走的欲望；
       在绿荫相邀之处休憩的欲望；
       在近岸深水中游泳的欲望；
       在每张床边做爱或睡觉的欲望。

       我向每件事物大胆地伸出手，自认为有权得到我所渴望的对象。况且，我们对事物的欲望，主要不是想占有，而是施爱。——啊！但愿万物在我面前五彩缤纷，但愿所有美物都修饰装点我的爱心。

       你要力图使哀怨对你毫无作用。自己能获取的，就不要哀求他人。

       感到你很勇敢，有这一点，我死而无憾。接过我的快乐吧。把增加别人的幸福当作你自身的幸福吧。工作吧，斗争吧，决不要接受你能改变的任何不幸。要反复告诫自己：这完全取决于我。你若是曾经相信逆来顺受就是明智，那么就不要再相信了，也不要再追求什么明智。

       朋友，不要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要始终确信，生活，无论你自己的生活还是别人的生活，能够变得美好。不要相信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不要用来世生活来安慰现世生活，来帮助我们接受现世的苦难。不要接受。有朝一日，你开始明白，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责任不在上帝而在人类本身，你就不再甘心忍受这一些苦痛了。

       不要祭祀偶像了。

     《洪堡的礼物》是索尔·贝娄一九七一年的作品。据说也是他头一次大耍贫嘴。要问此书贫到什么程度，看过《狼烟北平》的可以想象一下，拉车的文三儿要是突然当了作家会写些什么。由此本书也很使我失望：原来朔爷及“京痞”一派的风格，在地球上也不是原创了。当然，这是纯属巧合的雷同，若问原因，没有谁先谁后，只能说当某种东西吞噬文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时，他们做出的反应都是同一种本能。那是一种无奈的歇斯底里，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与愤懑。

      诗人洪堡年少成名，在格林尼治村的好时光里算个领军人物。十年后沦入过期罐头的行列，不得不寻觅诗歌之外的出路。从政不顺，谋教职却被没文凭的系主任挤兑出局，精神日渐萎靡，终于和所有郁郁不得志者一样，开始破罐破摔。终至指望靠一场官司来发财——总算还没有指望靠彩票来发财。酗酒、服药、婚变的三部曲走完后，洪堡进了精神病院。他死于街头，不料留下的一本恶搞剧本竟使身后人大发其财。这个非典型的边缘人物形象，据考证实有其人，就是贝娄的某位旧识，在美国的名气不详，反正中国人是肯定不认识的。因此想要指责贝娄总把身边人当作矿脉挖他自己的宝，似乎也站不住脚——若没有他的作品，那些“原料”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最后我也搞不清这种人到底是阴损还是厚道。

      除了“京痞”们，你很难找出比贝娄更像滚刀肉的作者了。这一派的风格总体上说，就是在写别人不是东西的同时抽自己的嘴巴，声称如果主人公是人模，那么他自己就是狗样。比如他一边写着洪堡向自己的女学生大呼“我是诗人，我有一个大JJ!”另一边就写自己五十好几了还贪恋上一个大胸情妇，总拿不准自己是该和她老夫少妻，还是该和她妈老妻少夫。自从杨振宁先生的幸福曝光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真诚而细腻的心理描写，写到人过中年的风流。就冲这股真诚，读者多半都会原谅他对朋友所做的一切。再说，这年头无论什么事发生在诗人身上，都是他们自找的。洪堡激动到极点时，也差点就把老婆崩了。见识过顾诚的观众，早已见怪不惊。

      就诗人的形象而言，倒台已成定局，不能苛求身边人。然而，“诗人”到底何谓？又能何为？

      自海德格尔写出那篇著名的演讲之后，无论是身为诗人者，还是身为旁观者，似乎都认了命：在“晦暗不明的世界午夜”中，诗人的使命不但艰辛，而且危险。再从事此职业，就是敢死队志愿者一流，不要抱怨，不要撒娇，“一切后果自负”。洪堡出名是在三十年代末，不幸没听见过海大人的教导；以贝娄自己为原型的西特林，更是热血青年一个，坐着公交长途就跑到了美国另一头来拜见先辈，以图摸入门径。诗人最后的光环在那几年里散尽，洪堡被从“当代诗选”中踢了出去，而西特林发家靠的还是百老汇。诗人也是人，食色为本性，不是堕落的标志，更非衰亡的根本。真正衰落的是环境。或者他们将历史某个时段的特殊当作了新千年的开端，全然没想到当潮流过去，他们重新躺在了现实的沙漠中。这沙漠便是一切与世俗不合者注定的坟墓：在美国，没有克格勃在半夜敲开你的房门，把作者送到古拉格，把手稿扔进监狱的炉子；当他们觉得你的书太偏门，他们只需要让你饿着，这就行了。

       诗人何为？贝娄也问起了这个问题。过去的年代，人们需要诗人，因为他们能够表达某种东西，他们能够为听者或读者带来美好和愉悦，他们说出了人们的心声。然而在当下，人们不再需要这些。他们对于各种事物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机器能够带来效率，火箭能够把人送上天，科学能够开发宇宙，金融和股票能够带来财富，以此类推，诗人的作用实在太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愉悦，看电视或电影不就够了吗？要美好，一个美女良宵似乎比什么都有说服力。比如西特林的哥哥，开着他的跑车，一路上不停地吃掉两顿饭，一篮柿子，花上一个下午和几个拉美移民谈一笔上千万美元的地产生意，就足以使他因严重心脏病要做搭桥手术的焦虑心情平稳下来。财富既然可以为死亡镇痛，基本上也就趋于万能，留给诗的余地实在是不多了。

      于是洪堡垮台了。他从精神病院里给西特林打电话，高呼“这不是文学，而是现实！”这一呼号表现出的，是一类人的猛醒。但被惊醒的并非噩梦，却是美梦。一直醒着的人，对于这种梦想者习惯性地表示鄙夷或不屑，然而很少人愿意去追索梦开始的地方。洪堡的梦想开始于那个缺少父亲的移民家庭，由他母亲带领着她的姐妹将他与他的舅舅养大。纯粹雌性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两个男丁，一个做了诗人，另一个成了终身不愿正经工作的赌马狂。而西特林的梦想开始于他根深蒂固的记忆：关于家庭、母亲、旧日邻居和早已被房地产业拆得面目全非的老社区。现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诗人的生活，拔着头发离开地面只是对现实悲哀的反应之一种。他们想知道天下之大却为何放不下他们的怀旧，自由之泛滥却为何冷落于他们的柔弱情感。生活却毫不犹豫地载着忙忙碌碌的人群而去，把他们留在了边缘的海岸上。所谓文字，不过是记录着他们迂回辗转的脚印。有人观之则已，无人观之则矣。

      洪堡留下了最后的礼物。面对这个牛皮纸袋，西特林痛哭失声，这种老男人的眼泪被情妇嘲弄一番，一文不值。值钱的是那个集天下荒诞之大成的剧本。尽管它试图把斯大林、阿蒙森和教皇烩在一个锅里，但至少它给一池子观众带来了欢乐。而且这种娱乐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靠着它的救驾，西特林也从离婚官司造成的财务危机里挺了过来。也许这才是诗人应当为世人留下的财产，平价一点，打几个折，不必太精美，否则会吓跑他们。假如他还相信完美，就应该把它留给自己，前提是，他可以消化外包装上那一层不堪入目的苦难。在深入肺腑的午夜里，谁能看得见什么呢？人人尝到的都只是自己手中的辛酸。

       图书馆楼上的阅览室总算又开放了，一次“点货”，从春节点到“十一”。这工作进度不知道可不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大概因为里面的常驻人口除了管理员外平均不到五个人，所以开门与否基本没人关心。其实比起被来借书的中学生吵得乱七八糟的借阅室，这里够安静，而且储备充足，毕竟，哪个馆都有很多书是不外借的。

      我在这里拿到《神谕之夜》，最近馆里文学书的进货速度，基本可以让我不必到书店去出血了。要出血也可以先看了货再作决定。像奥斯特这种被炒得火热的人，不仔细读上一本样品我根本不敢入手。结果这本样品让我足足一个多小时没动地方，连眼睛也不愿离开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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